一 引言

水资源短缺日益影响着中国的粮食安全。不过，中国的渠系水利用系数^[1]却较低。一些观点认为，其原因并不在于缺乏灌溉节水技术，而是因为灌溉水价低，灌溉用水户及灌区缺少节约用水的经济动力（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部，2004）。从这个意义上说，提高水价不仅可以极大地提高居民的水商品意识，还可以解决供水单位日益严重的经济亏损问题（王浩等，2003）。

中国有几千年的灌溉史，秦汉时期就开始实行灌区大规模工程建设，由政府投资为主、末级渠系建设和维护由用水户出资出劳的办法（顾浩，2005）。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进行了多次以改革灌溉水价为核心的灌溉制度改革。1997年以前，灌溉水价总体上没有太大的增长，约为供水成本的1/3。投资不足和管理效率不高等多种原因使很多灌区入不敷出，灌溉设施老化失修，亏损严重。在此背景下，1997年，国务院发布了《水利产业政策》，规定新建水利工程的供水价格要按照满足运行成本和费用、交纳税金、归还贷款和获得利润的原则制定；原有水利工程的供水价格，要根据国家的水价政策和补偿成本、合理受益的原则区分不同用途，在3年内逐步到位。之后，很多地区按“小步快跑”的思路调整灌溉水价^[2]，水价有了较大幅度的上涨，灌溉费用在粮食生产成本中的比例迅速上升，从1980年的3%上升到2000年的10%左右（廖永松，2004）。2004年1月，中国开始实施新的《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明确指出供水者是“经营者”，要提高水价从而体现水的商品价值。新办法的基本原则是，征收的水费不仅要能全部补偿供水成本，而且必须在非农部门保证一定的利润和税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部，2004）。

目前，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灌溉水价都还达不到补偿供水全成本的水平。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一般通过加强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绿箱”政策来增强农业综合竞争力。而在中国，灌溉费用已占到粮食生产成本的很大比重，提高灌溉水价到补偿灌溉供水全成本水平，意味着灌溉水价还要成倍增长，粮食生产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居民间收入差距过大。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异和贫富差距，减少贫困人口。中国大多数灌区分布在粮食主产区和核心产区，这些地区农民种粮收入占其总收入的较大比重。灌溉水价大幅度提高，可能会影响灌区农民收入的增加。此外，中国还没有建立有效的水权制度，很多灌区缺少计量收费的基础设施，按用水量收费的水费征收办法还不能大面积推广，提高灌溉水价对节水的作用需进一步研究。

国外对灌溉需水价格弹性进行了很多实证研究，例如，Moore，et al.（1994）利用1984～1988年美国西部4个地区5种农作物的数据，利用多元产出农户模型估计了灌溉水价对农户农作物选择概率、农作物单产、土地利用以及地块水平上农作物需水的影响，其结果是，灌溉水价变动主要影响农户的种植结构，而对每次灌溉的用水量影响不大。国内关于灌溉水价改革的研究，大多在理论上讨论提高水价的原因，而缺少定量分析灌溉水价改革对灌溉用水、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影响的研究。

因此，本文选择代表不同气候类型的河北省石津灌区、陕西省泾惠渠灌区和四川省武都灌区为实证研究区域（石津灌区代表干旱地区灌区情况^[3]，泾惠渠灌区代表半干旱地区灌区情况，武都灌区代表南方湿润地区灌区情况），以灌区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估计灌溉水价改革的影响。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第三部分介绍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情况，第四部分解释计量估计结果，最后部分说明研究结论及相应的政策含义。

二 理论与方法

国内对于灌溉需水价格弹性的估计几乎没有开展有效的实证研究，这可能与长期以来实行政府定价和按亩收费有关。对农户而言，如果上缴的水费与灌溉水量没有直接关系，灌溉费用上涨后，单个农户为了补偿费用上涨的损失反而有可能增加用水量，这对估计灌溉需水价格弹性造成一定困难。因此，本研究以农户田间灌溉用水的单方水成本作为灌溉水价的代理变量。理论上，灌溉水价变动后，农户在长期和短期方面的行为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