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转基因技术及其在农业和食品中的应用

基因即是DNA片段，将一个或几个具有特定功能的外源基因（来自于动物、植物、细菌或病毒）组合到某个生物体DNA中，并使该生物表现为组合外源基因决定的特性，这样的技术就是转基因技术。根据中国《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转基因食品是指利用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改变基因组构成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生产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45个国家对60余种转基因植物进行了超过25000例田间生物安全试验和生产试验。迄今为止，田间试验的转基因性状主要包括5大类（陈洁君，2007）：除草剂抗性；农业有害生物抗性，例如病毒、细菌、昆虫、线虫和真菌抗性；改善产品品质，例如改变植物中的油分、淀粉、糖类、纤维素；改良农艺性状，例如提高产量、增强非生物逆境（冷、旱、盐等）耐受能力；其他性状，例如选择性标记、遗传限制等技术性性状，以及特殊用途转基因作物性状，例如产生药用蛋白、生物能源等特殊性状。其中，最主要的两类是耐除草剂的基因和抗虫基因。耐除草剂的基因主要用于大豆，转入这种基因以后，使用草甘膦除草剂的时候，所有杂草都会死去，唯独大豆不死，因此可以节省劳动投入。抗虫的基因（来自于苏云金芽孢杆菌，拉丁学名Bacillus thuringiensis，简称Bt）主要是用于培育抗虫玉米和抗虫棉。比如中国普遍种植的抗虫棉，可以抗棉铃虫，把一种抗虫基因转到棉花里面，棉花就能够表达具有毒性的蛋白质，虫子吃了就会造成肠道穿孔，不再进食，1～3天后就会饿死。

1994年，美国Calgene公司研制的转基因延熟番茄首次进入商业化生产。但是，转基因作物在全球的大规模商业化种植始于1996年，当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166万公顷；到2006年，种植面积已经突破1亿公顷，达到1.02亿公顷。就国别而言，2006年，美国的种植面积是5460万公顷，占全球播种面积的53.5%；其次是阿根廷，播种面积为1800万公顷，比例为17.6%；其他一些主要国家包括加拿大、巴西、中国等（见表1）。农业生物技术应用国际服务组织（ISAAA）最新发布的年度报告指出，目前发展中国家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年增长率为21%，远高于工业化国家9%的增长率。

表1 1996～2006年全球主要国家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

就品种而言，尽管有大量育成的转基因品种，但真正大规模商业化的品种从1996年以来一直只有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四种。1996年，这四种转基因作物播种面积比例是29∶21∶47∶3，即转基因棉花占了将近半壁江山。到2005年，这种格局调整为转基因大豆占半壁江山，上述四种转基因作物播种面积比例为58∶25∶12∶5。实际上，这种比例调整最早发生于1997年，即大规模商业化种植的次年。该年转基因大豆、玉米和油菜的种植面积均暴增了9～10倍，而转基因棉花只增加不到1倍，所以才导致了播种面积格局的调整。这个格局从1997年一直维持到现在，未发生大的变化（James C.，2005）。

中国的生物技术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盛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1999～2006年，中国实施“国家转基因植物研究与产业化”专项研究，中央财政投入5.1亿元，部门、地方和社会配套投入3.2亿元，重点开展功能基因克隆、转基因新材料创制、基因转化核心技术创新、新产品培育和产业化、转基因植物安全性评价等研究（金振蓉，2006）。到目前为止，中国一共批准了5个种类、8个品种的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截至2005年底，农业部一共批准发放转基因大豆、棉花、玉米、油菜等18个品种进口加工原料用安全证书。2006年，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将转基因技术研发作为16个重大专项之一予以重点支持，预计会对中国转基因研发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二 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议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本来是一个科学问题，但由于它牵涉到多种利益和价值，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科学的边界，故而在这个话语渠道和话语方式多元化的时代，它所引发的争论也是巨大的，甚至完全是针锋相对的。在以“转基因”为关键词的话语场中，除了大众的一些懵懂的说法外，我们既可看到科学家的解释和辩护，也可以看到民间人士的质疑和抵制。在这里，一方是以科学为基础的理性主义，另一方则基本是以价值为基础的行动主义，二者的争论似乎还没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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