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始社会末期，我国南方各个民族中普遍出现了农村公社。农村公社已突破了以单一的血缘联系所构成的狭小社会集团，一个村社可以包括两个以上不同血缘关系的家族，村社内部的个体家庭已取代原始共产制大家庭而成为村社的组成细胞；在土地这一主要生产资料的占有上，已以村社公有及私人占有、个体耕作、个体分配为主，共同耕作及平均分配仅作为残余形式而存在；耕地已经固定，土地已成为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从而形成一个以地域联系为主的社会整体^[1]。农村公社这种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过渡形态主要存在于云南、西藏等地。我国南方的佤族、布朗族、景颇族、基诺族、珞巴族等，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均处于这一发展阶段^[2]。

在南方的生态环境下，许多民族或居于高山之上，或分布于河谷之中，史书对此多有描述。据《魏书·獠传》说獠，“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旧唐书·南蛮传》载：“南平僚者，东与智州、南与渝州、西与南州、北与涪州接。部落四千余户。土气多瘴疠，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干栏’。”

由于所居地山高坡陡，水系众多，南方民族形成大杂居与小聚居的局面。许多西南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发展了一套与其生态、经济生产生活条件相适应的村寨居住方式和社会组织。最初的原始公社都是建立在自己成员的血缘亲属关系上的，随着个体劳动和私人占有的产生，导致公社成员间贫富分化和阶级萌芽，使维系公社统一体的血缘纽带逐渐失去作用。新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关系，突破公社的狭窄范围，造成公社成员的流动，产生了由不同血缘关系的人们所组成的村落公社^[3]。我国南方不同民族的农业公社所处的发展阶段并不一致，比较古老的农村公社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着氏族或家族公社的残余，这种情况见于怒族和基诺族。

一 原始家族公社的寨神

云南的怒族，新中国成立前，他们的村寨一般由原属两个以上氏族的人家所组成，因此，一个村寨基本上就是一个农村公社。每个村社有自己的辖区和公有的山林、猎场、黄连地及火山轮歇地。碧江九村怒族村社的大部分土地分属于两个残余的氏族所占有，而氏族占有地又大部分属于各个家族占有。因此，每一家族都有家族占有地，家族占有地之外有氏族占有地，氏族占有地之外有村社共有地。同一村社的家庭成员，沿着这一阶梯似的占地关系，有权使用自己所属的家族、氏族和村社的土地^[4]。

基诺族主要聚居在西双版纳景洪市基诺山。新中国成立前约有5000人。基诺族共居住在50个村寨中，只有巴夺寨等极少数寨子保持一个家庭居于一寨的家族公社形式，其余的都由几个不同氏族的一些个体家庭组成，说明基诺族村寨已是地缘村落，而非血缘村落。

传说基诺族的发祥地是“司杰卓米”，它是基诺山东部边缘的一座海拔近1900米的高山，现在称为孔明山。其先民在“司杰卓米”定居期间形成了三大支系：乌优支系、阿哈支系和阿希支系。他们都迁徙到海拔1440米的杰卓山定居。以后又从杰卓山迁出，在基诺山许多地方建立村寨，一直延续至今。

在“司杰卓米”定居的时期，基诺族先民的社会开始出现了称为“巴什”的社会组织。“巴什”的意思是“共同祖先所繁衍的后代”，在基诺族历史上，“共同祖先”的具体含义并非静止不变，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传说中的始祖玛纽玛黑一直被基诺族全体成员奉为共同的祖先。后来基诺族先民社会这三大支系中又出现了许多支脉。例如亚诺寨最初由车纽、劳纽及少纽三位女始祖建立村寨，直至近代，亚诺村寨几乎所有的成员都是这三位女始祖的后裔，因此亚诺寨有三个“巴什”。在巴亚寨，当地居民分别按照卓巴、卓生、达在、柯卜罗、乃厄等来区分不同祖先后裔繁衍形成的社会团体，卓巴、卓生、达在、柯卜罗、乃厄等分别组成相互区别的“巴什”。

基诺族称村寨为“巴”，“巴”之下的各个姓氏称为“朱”。各村由若干个“朱”组成。一般而言，近代基诺族的“巴”具有农村公社的性质；大多数“朱”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氏族的特征。在阿希支系的巴亚寨，人口较多，一共设有七老职位，卓巴、卓生、巴努、生努、柯卜罗、达者、乃厄七位头人，统称为“七老”。每个古老的氏族都只能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