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南方民族原始宗教的发展不仅源自文化内部的自身运动，也受到来自外部文化的影响。其中包括佛教、道教对南方民族的影响，也包括基督教、天主教对南方民族的影响。

一 佛教、道教对南方民族的影响

佛教和道教对南方民族影响的历史发生较早，它们对原始宗教的影响持续的时间长，而且深刻。隋唐时期，佛教在我国处于鼎盛时期，在桂林、梧州一带出现了较著名的寺庙、僧侣和禅师。佛教影响到壮族的原始宗教。靖西县壮族在举行巫事活动时，巫师唱颂的十多位神中有观音菩萨。巫的《护村经》中有“花扇灵如神，圣地佛门里显威”。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大约与佛教同时期传入壮族地区。在壮族民间，道教的影响比佛教大，壮族的原始宗教也吸收了道教的一些内容。靖西县的新巫师在从师学习期满，成为一名正式巫师之后，还显得稚嫩，要深造就得向附近的道公学习。道公抄录的经咒，与巫有渊源关系。有些地方可见到巫与道相结合从事宗教活动的情况，如有人患病，就请巫婆（师）问鬼，再请道公来送鬼。有的地方，打蘸是巫、道联合起来搞的。但在个别地方又有不同，平果县清代的土官抑巫扬道，巫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在靖西县，有人认为，巫是真的，道是骗人的，却又是抑道扬巫。从总的情况上看，巫与道结合较密切^[1]。

道教自东汉张陵创立天师道起，即对“巴郡南郡蛮”产生影响。张陵创天师道与西南少数民族关系密切。天师道、正一道很早就传入土家族地区，并与土家族原始宗教发生关系。在土家族地区，道教信仰者除普通百姓外，民族上层，甚至土司亦不乏其人。有关土老师祖师、法器和服饰的传说，土老师作法和仪式的模式等，无不深深地打上道教烙印。尽管土家族宗教信仰复杂，崇拜的神灵众多，但以道教神占的比重最大，道神成为土老师请神作法的主神和至上神。佛教亦很早就传入土家族地区，东晋咸康年间，鄂西来凤建成仙佛寺，岩塑释迦牟尼、弥勒、燃灯三座佛像，各高五米五。东晋穆帝永和年间，在今酉阳县万木乡永和村建永和寺。从六朝至元代，佛教在土家族地区传播愈益广泛深入，至明代，梵净山成为中南和西南地区重要的佛教名山。佛教对土家族原始宗教渗透的结果，改变了人们的灵魂观念，滋生了轮回思想，丧葬仪式的主持，由土老师转入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僧尼”手中。民间秘密宗教，土家族地区至少在清代就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和规模，清乾隆年间，白莲教活动频繁，终于在嘉庆年间爆发白莲教起义，累败清军和地方武装，最后遭到清军和民团的镇压而失败。此后又有白莲教及其支系领导的“号军”和“神兵”，皆先后遭到镇压而失败^[2]。

佛教、道教对我国南方民族的影响有其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如下。

1.佛教、道教神灵与原始宗教信仰对象杂糅

在羌族地区的东部和南部各大寨子，普遍有佛、道教庙宇，如川主大帝、龙王庙、东岳庙、观音庙、玉皇庙、武庙和小的土地堂等，一般建于清乾隆以后。茂县土门一带，明以前已有这类庙宇。这些寺庙的建筑形式和羌族房屋各不相同。庙内塑的神是汉人衣冠（羌族自己的宗教没有塑像），庙宇多位于村外高地、山边，庙内陈设铸有汉字的钟磬、大香炉、庙碑，墙壁上有《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和十八层地狱等故事画。大一点的如茂县三龙乡卡玉的东岳庙，黑虎乡艾子关村庙，都有戏台。从钟铭和碑文看，修建工人全是汉族工匠。创建这些庙宇主要是汉族封建统治者在政治力量深入羌族地区后，利用其“神道设教”的伎俩，由州县官提倡，甚至也捐几两银子，土司也参与策动捐款，百姓各户摊派，数目相当大。建起庙宇后，则办各种定期庙会，如观音会、川主会、岳王会、牛王会、玉皇大帝会……名目繁多。还有一定组织，有会首、庙产、经费，大的庙会还唱戏耍灯。茂县高龙乡农历正月初六到十五为川主会，初九特别为玉皇大帝做会，由会首办席请客，耍龙灯，各家都在门口陈设香案供品迎接。正月十五元宵节再耍一次，然后收会。每次庙会由各家出一升玉米交会首，用来筹办下年庙会。羌族也信仰川主、龙王、药王和观音菩萨等，有时也到这种庙里拜神。妇女相信观音娘娘能送子给她们。玉皇大帝代替了太阳神，“天地君亲师”代替了“角角神”，汉族的端公、道士也出现在羌族村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