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凡中国文化最新之阐释，无不受到西洋文化之影响，并逐渐形成固定研究之模式和大致不变之框架。其对文化原典核心性阐释方式，即是依据近代以来西洋单一理性为主流的阐释方法为根本方式，倡导概念式的内在展开，并力图以此与西洋的研究潮流相接轨。不仅如此，伴随语言方式、展开方式等方面的逐渐西化，更为深层的转变在于，其在形式化的外壳之下，内中所含是解释原理的内在转换。就其主流所系而言，随着时代的前后延续，对中国本土文化的阐释基本是在西洋文化所确立的某种原则之下对本土文化的再阐释。虽然，不同的时间段由于受政治、学术风气之影响而有不同的风格，如严复受英法文化一系的影响而倡导“天演”，蔡元培受日本、德国文化一系的影响而先后倡导“哲学”、“美育”，如马君武以为“欲救黄种之厄，非大倡唯物论不可”。^[1]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象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等西洋现代派哲学成为时髦，以至于在纯粹中国本土的外国哲学研究领域中，也出现了使康德海德格尔化等的潜在阐释心理，由此可见，西洋阐释模式的中国化是必然的走向，而且会越来越西洋化。这倒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当然，在不可避免的西化进程中，我们有必要对西洋本身的文化历史做一些最基础性的再了解和再认识。对人文科学而言，特别是对本课题的研究展开来看，西洋的哲学和宗教两个概念的内涵，尤其要做再一次的梳理和阐发，不然就可能会对本研究的内在展开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解。

我们知道，西洋哲学和宗教的真正奠基和内在展开是在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时代，因此，不对以上时期哲学和宗教的内在界定进行深刻地把握，而只是依据近代以来的哲学观进而确立西洋哲学、宗教的全部内涵，这在逻辑与文化传承的两个方面都可能使人走向研究视野的狭隘化。历史事实表明，即使西洋近现代哲学本身，也非绝对割裂与古希腊、中世纪的联系。如我们较为熟知的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乃根源于他1629年（明崇祯二年）告别巴黎，流亡荷兰后所作的第一批默祷，而默祷是中世纪宗教实践的核心之所在。又如海德格尔即是通过对古希腊逻各斯（λòγοs）的再阐释确立了“存在与时间”的阐释根基。而作为海德格尔学术上“精神祖父”^[2]的弗兰茨·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1838-1917）正是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存在”概念的多重意蕴之阐释，不仅确立了布伦塔诺价值哲学的起点，而且也成为海德格尔进入哲学殿堂的起点。

其实，近现代以来，中国本土文化对西洋philosophie（哲学）概念的理解和阐释还是相当深刻的，其根本见地在于，即使在古希腊也绝非是philosophie一词产生之后才有philosophie之活动，亦即人类philosophie之活动早于philosophie之名词，一如范锜先生所论：

哲学二字，不见于中国古籍，殆译西欧philosophie或philosophy而来者，但philosophie名词，早见于希腊之古代，或称此语为纪元前六世记哲人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B.C.570生）所创用，或称苏格拉底（Socrates，B.C.470-399）所创用，究为何人，故未易明也。然无论如何，哲学所包含之学问，必先哲学名词而发达，而哲学之思想，又必先哲学学问而普遍，则可断言也。希腊最古哲学者，泰来斯（Thales，B.C.624-554顷），而泰来斯及其门人亚拿其蒙代（Anaximander，B.C.611-547顷），固先毕达哥拉斯，而研究自然根本原理也；但其时，哲学之名词，仍未见于简册，后始现于海罗多他斯（Herodotus，B.C.484-408，希腊史家）历史中，其义则为离实益而爱智也。后经苏格拉底及其学派之使用，而益确定其意义，至雅里士多德（Aristotle，B.C.384-322），始定为研究根本原理之学，即今所谓哲学是也。^[3]

如果范先生所言“哲学所包含之学问，必先哲学名词而发达，而哲学之思想，又必先哲学学问而普遍，则可断言也”为正确之见地，那么近代以来关于东方之印度、中国、日本到底是否有哲学之争论就确实是个伪问题。^[4]因为，若非如是，则至迟在毕达哥拉斯前之希腊，也就无哲学可言了！？这样的推论恐怕谁也担当不起。当然，这只是以哲学这一概念出现的历史年代为依据，而更深刻的阐释当然要依据于philosophie一词作为一个能指之语词其所指意蕴之内涵。

系统译介西洋哲学以及宗教概念的著作，当属蔡元培先生于1903年在青岛从日文翻译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