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基督教产生在一个有着深厚哲学传统的文化处境之中。宗教与哲学分属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但却都以对终极问题的回答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因此，基督教一开始就与哲学有着难解之缘，这是研究者们公认的事实。神学作为基督教的最高理论表现形态，与哲学的关系就更是密切了。但真正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番系统探讨的，却唯有潘能伯格的《神学与哲学：从它们共同的历史看它们的关系》一书。

潘能伯格自己介绍说：这本书是“我数十年来定期讲授、一再修改、最后于1993～1994学年的冬季学期在慕尼黑作为我的正式学术讲授之结束而开设的一门讲演课的手稿”^[1]。潘能伯格执教近40载，而既然是“定期讲授”而非“每年讲授”，可见这门课程至少讲授10余次的概率是很大的，而且它是潘能伯格所讲授的最后一门课，其讲稿“一再修改”，这充分说明了潘能伯格对二者关系的持之以恒的关注。之所以如此关注哲学，潘能伯格自己的解释是：“没有对哲学的全面认识，人们就既不能理解基督教的学说如何历史地形成，也不能达到对基督教学说在当代的真理要求的一种独特的、有根据的判断。缺少了有哲学素养的意识，就不能恰如其分地——在向独立形成判断过渡的意义上——完成从对《圣经》的历史的和批判的诠释向系统神学的过渡。”^[2]不过，潘能伯格直到自己的授课生涯结束才将讲稿整理出版，可见潘能伯格的慎重态度，其重要原因乃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领域里，“遗憾的是还罕有文献”^[3]。

在这部著作中，潘能伯格首先提出了神学与哲学之关系规定的四种类型，即神学与哲学对立、基督教是真哲学、神学高于哲学、哲学高于神学。这是通过对这两个概念的排列组合就可以得出的结论。我们在这里也依照潘能伯格的划分，来具体探讨这个问题在西方神学与哲学发展史上的关系。

但在此却必须指出，潘能伯格的划分，是把自己的研究限制在基督教神学与哲学的关系这个层面上的。其实，广义上的神学（宗教）与哲学的关系要比基督教的历史悠久得多。潘能伯格自己也曾在他另一部探讨神学与哲学关系的重要著作《形而上学与上帝思想》中指出：“从历史来说，哲学肇始于希腊诗人描述对希腊宗教神衹之批判。”^[4]就像基督教在产生之初就遇到一个强大且悠久的哲学传统一样，希腊哲学在产生之初也同样遇到了一个强大且悠久的宗教传统。就早期希腊哲学而言，其对宗教的批判是很不彻底的。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毕达哥拉斯学派同时是一个宗教社团、恩培多克勒同时是一个江湖术士等现象上，而且或者尤其表现在哲学家们依然把自己探索的世界本原称为“神”这一点上。当然，从人类思维的发生学来看，本来就是人们首先把世界的本原称为“神”，然后才赋予其拟人化形象，而不是先确定“神”，然后才说它是世界的本原的。因此，探寻世界的本原就是探寻神，这是很自然的。正是鉴于这一事实，古希腊哲学史专家耶格尔认为，“希腊哲学的每一个体系（唯有怀疑论哲学除外）都在一种神学中达到巅峰”^[5]。另一位哲学史专家克吕格也认为，“就其正面的、完全肯定认识的优先地位的方向而言，希腊哲学不折不扣地是一种自然神学。希腊人关于宇宙的学说是一种神学的形而上学”^[6]。尽管如此，哲学也曾遭到宗教传统的顽强抵制。即便是在堪称古希腊文化代表、以民主制度著称的雅典城，也曾在差不多仅仅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发生了三起因为神灵观的问题而迫害哲学家的公案。公元前450年前后，历史上第一次把哲学带入雅典城的阿那克萨戈拉，因为说太阳不是神，而是一块炽热的石头，以不敬神的罪名受到起诉，只是在其好友伯利克里的帮助下，减轻处罚被课以罚金驱逐出境。公元前410年，普罗泰戈拉因从感觉主义出发宣称神及其存在不可认识，而被以渎神罪名逐出雅典，在逃往西西里途中翻船溺死。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又被以“不尊敬城邦尊奉的诸神而且还引进了新的神”的罪名判处死刑，饮鸩殉道。从以上事实中，可以看出哲学与宗教的复杂关系。但在古希腊时代，宗教（神学）与哲学的关系是一种不自觉的关系，还没有人对二者作出理论的分析，这与基督教时代大相径庭。在这种意义上，本文追随潘能伯格的模式，还是说得过去的。

潘能伯格所说的第一种类型，即神学与哲学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