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会通中西的一个理论要点是用康德意义上的善良意志（good will）来诠解儒家思想传统中的良知心性。善良意志是康德道德哲学的核心概念，要恰当地理解这一概念必须刻画其整体的理论脉络。《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是公认的康德道德哲学的纲领性著作，实际上，从该书的三个分章标题中我们就可以明确地看出康德道德哲学的三个依次递进的不同层次：通俗的道德哲学、道德形而上学和实践理性批判。^[1]兹论列如下。

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第一部分一开篇，康德就以首出庶物的语势谈及善良意志的道德价值：“在这个世界上，甚或在这个世界之外，一个善良的意志是唯一能够被认为具有无条件的善的事物。……善良意志之所以为善，并不因其所能促成的善果，亦不因其在达至预定目标时所能给出的善功，而仅仅因其善意，就是说，它是自在的善。”^[2]在接下来的行文中，康德继续指出，纯粹的意志之善具有“绝对的价值”，虽不是“唯一、完全的善”，但相对于其他的善而言“必定是最高的善”，且其他的善必定以其为条件。^[3]康德对此并没有给出论证，因为他认为这是“普通理性就能够一致同意”的道德知识，而善良意志亦是“自然的健康理智本身所固有”，就是说，在此可以方便地诉诸常识而不需要论证。从普通理性的道德知识转至哲学的道德知识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地理解行为的道德价值。通过对“包含着一个善良意志概念”的义务概念的语义考察和语用分析，康德指出，行为的道德价值（moral worth）并不在于其是否合乎义务，而在于其是否出于义务。由此康德得出了关于道德的三个命题：（1）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只能出于义务，而非欲好；（2）一个出于义务的行为，其道德价值并不在于其所要达到的目的，而是在于其所被决定的准则，也就是说，并不依赖于行为目标的实现，而是不顾欲望的任何目标仅仅依赖于行为得以发生的决意原则；（3）义务就是由敬重法则而来的行为的必然性。^[4]

明乎行为的道德价值在于其出于义务，在康德看来这是通俗的道德哲学就能达到的层次。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第二部分，康德主要讨论了何以从通俗的道德哲学转至道德形而上学。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将道德严格而纯粹地奠基于理性之上。^[5]康德指出，通俗的道德哲学虽能从出于义务的动机处把握道德行为，但在理解道德动机时又往往诉诸善良意志之外的其他事物，从而在道德认知上产生出“一种由混凑的观察和半生不熟的原则所拼成的令人生厌的杂拌”^[6]。为了避免这种只适合于浅人胃口的现象而能够真正捍卫道德的尊严，必须将道德哲学“奠基于形而上学”，也就是说，全部的道德概念，都必须“完全先天地坐落于理性，根源于理性”。^[7]实际上在第一部分阐述善良意志时，康德就提出一种自然目的论的观点，来说明实践理性的真正使命就是产生善良意志。^[8]在第二部分，康德的阐述更进一步，也更为明确：由于意志——按照原则而行事的能力——是有理性存在者的根本特征，而法则对行为的规导又以理性为必需，所以，意志的存在实际上表明纯粹理性自身就具有实践能力，换言之，意志不外乎就是实践理性。^[9]

如果意志除了接受理性的规定之外，还不能免于欲好的影响，那么，实践理性规导下的善行就成为客观上必然，但主观上偶然的行为了。在这种情况下，实践理性的规定就表现为命令，因为客观上必然的法则相对于主观上偶然的动机具有强制性。因此说，“命令并不适用于言说上帝的意志，或一般所谓的神圣意志：在此没有‘应当’的问题，因为意志自身就必然地与法则相一致了。命令作为一个公式，只适用于表达意志的客观法则与有理性存在者其意志在主观上的不完善性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与人的意志在主观上的不完善性之间的关系”^[10]。实践理性的规定在人这种不完善的理性存在者那里表现为命令，这一点也决定了实践理性的命令有别于任何着意于手段的有条件命令（hypothetical imperative）而必然是无条件的（categorical），且对这种无条件的绝对命令的陈述只能是“一个先天综合的实践命题”^[11]。于是，康德给出了绝对命令的公式化表达：“要只按照你同时也能意愿其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准则而行事。”^[12]

很明显，绝对命令的公式是且只能是检验性的，这正如它是且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