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正文开篇，康德提到了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禀赋”（Predisposition）。与这个概念相关，康德谈到了“善”；在引入此概念之后，康德接着又提到另外一个与之相关的概念，就是“倾向”（Propensity），与这个概念相关，康德提出“恶”的问题。可以说，这样几个概念对康德在自己的“形而上学时期”系统阐发理性的实践哲学与宗教哲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甚至是理解与诠释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及理性神学不可或缺的基本概念。在这篇论文中，笔者无意对上述概念一一做出分析，我们分析的重点是“禀赋”这个概念，意在通过对这个概念的解析，揭示康德“禀赋”概念的思想史语境，并基于此语境说明与“禀赋”相关之“善”的概念的意蕴，进而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康德为什么不是一位人性论者，为什么康德形而上学思想的建构不以人性论为基础。

一 第二禀赋与世俗之“善”

康德在“论人的本性中的向善的原初禀赋”^[1]一章中，将与功能（Function）^[2]相关的禀赋区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与“作为有生命的存在者”相关的动物性（Animality）的禀赋；第二种是与“作为与生命（Living）和理性”双重相关的人性（Humanity）的禀赋；第三种是与“作为理性和能够担当责任”双重相关的人格性（Personality）的禀赋。就康德的分析而言，第一种相关于Living的禀赋很好理解，它指的是因人有一个身体而不得不照料自己的生存、繁殖以及群体性而必然生成的本能。由于第二种和第三种禀赋均与相关于理性的“自爱”相关联，因此它们就与第一种禀赋中的Living区别开来，而具有了不同的意义，需要我们进行专门的分析。

康德认为人性的禀赋并非仅仅是自然（Physical）的，而且也是必须归于比较而言的自爱之下，由此势必要求相关于理性。无论是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3]和《实践理性批判》中，还是在后期谈论宗教哲学和历史理性批判诸著述中，康德总是把自爱联系于幸福。在他看来，总体而言，自爱原则关涉于个人的幸福，而幸福无怪乎是“一个理性存在者有关贯穿他整个此在的人生愉悦的意识”^[4]，这样一种快乐意识，无非建立在欲望的满足或与他人比较时，产生出的一种感觉更为愉悦的情感。如果仅在自然状况中，即没有一个与他人相比较而出现的存在的状态，所谓幸福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故，康德说，“只有与其他人相比较，才能断定自己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由于通常所谓幸福产生于这种比较性自爱，导致人们总是愿意在彼此间保持一种平等的状态，而不愿意任何人在比较中拥有优势地位。但是，因为完全自然的缘故，这种人人平等的局面是不可能永久维持下去的。一旦失去这种均等状态，比较中出现失衡情况，所剩余的就只有竞逐的个人的利益与比较得来的感觉幸福，由此，一切的罪恶与恶习就在所难免了，这样相关于或建基于理性之上的恶要远远超出于自然本身的界限，甚至超越人性的极限。但是这样一种失衡的恶之产生并不能归诸于人的本性，因为本性并不是它们的根源，我们完全可以产生另外一种可能性，亦即康德在第二批判谈到的，自爱不仅仅将自己的幸福作为出发点，而且可以将与他人共同的幸福作为出发点。可见，无论是恶（执著个人幸福）还是共同的幸福与人性之禀赋都不是分析性关系，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性。可见，人的本性在道德上并不涉及行为，它只涉及意向。就此而言，从道德意义上说，可以把人的本性理解为一个出发点，一种可能性。而这种出发点和可能性的意义系于作为行为动机的准则，而最终系于道德法则。

然而，一旦将这种言谈方式移植宗教视域，我们便会发现这种言谈方式很奇特。在一种宗教中，一个人有着充满感性欲望的身体，有种种自然需求，这总是与神圣视域中实存着的完满的“一”不相称，所以，一个人只有不断地去克制欲望，直至彻底戒除掉欲望而摆脱有限者身份，才能获得新生，与无限者合一。而康德宗教哲学从人性禀赋开始谈论人如何去恶趋善，其言说的方式却与传统的宗教言说方式相去甚远。在康德看来，作为自爱所要求的幸福并不需要格外地戒除掉，相反，它乃是人之为人所必然处身的可能性，说它必然乃是源于人不得不以一种有生命（Living）的存在方式存在，说它可能乃是因为人在自我实现的历程中能够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