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恐惧、愤怒、快乐往往不期而至，人们因此习惯于将被动性作为情感的典型特征。古代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用 ，passio，affectus这样的字眼，将情感刻画为我们-在生活中经受，甚至不得不忍受的东西。^[1] 即使是认定我们可以完全控制情感的斯多亚派，也承认某些感受性的反应或躁动在“无情”（dispassionate）的圣人那里也是无可避免的。

在《上帝之城》IX，4中，奥古斯丁引述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在《阿提卡之夜》中提到的风暴中的斯多亚哲学家的故事，以此批评斯多亚派的圣人无情理念。据说这位哲学家在海上风暴来临时，“他因恐惧而微微战栗（pauescere metu），或因悲伤而退缩（tristitia contrahi）。”^[2] 奥古斯丁由此推断，当海啸这样令人惊惧的力量将某些心灵图像（phantasiai）强加于人时，甚至有德行的人也会当即为其触动（moveri），至少在片刻间失去心灵的平静。当然，和激情之奴隶不同，圣人不会认同这初始的情感反应，因为它所针对的外在事件或其心灵图像并不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在什么应当害怕这一问题上，圣人则会坚守自己的理性判断，不为外物所扰。^[3]

众所周知，斯多亚派认为灵魂的理性认同（ ，consentio）才是真正情感的根基。没有心灵的同意，灵魂不会因为单纯的冲动而为情绪所困。^[4]相应地，像爱比克泰德这样正统的斯多亚哲学家，就会将哲人面对风暴时的身体和心理反应解释为先于（prevenientes）理性心灵功能的前认同回应（pre-consensual responses）。^[5] 若严格遵守斯多亚派的术语，像奥古斯丁《上帝之城》这样用“恐惧”、“悲伤”来描述这些初始反应是极为不当的。^[6]在对斯多亚派心理学更正统的论述中，这些即时的反应获得了一个特殊名称，“前情”（προπáθεια，propassio，antepassio）或“最初波动”（primus motus）。^[7]这些灵魂初始时刻的搅扰紧紧跟随我们的心灵图像。如塞涅卡所述，它们只应当被看作真正成熟的情感的“初始前奏”。^[8]尽管如此，塞涅卡同样承认此种心灵的无意（involuntarium）反应源出人性的内在层面，无论凡夫俗子还是先贤圣人，都一一难逃。^[9]

尽管有上述术语使用上的差异，斯多亚派和奥古斯丁都同样承认情感在其初始阶段的非自愿的或无意的层面。情感的这一心理特性有其伦理后果。灵魂的最初波动，无论它被称为“前情”还是“激情”，当它指向禁忌对象，例如对他人财物的贪欲时，对于奥古斯丁或阿奎那这样的道德神学家来说，很自然地就会产生如下的问题：我们应当为这些不可预测、不可掌控的感性反应承担责任吗？朝向通奸的最初波动已经是罪了吗？

我们可以预料一个斯多亚派的哲学家会无视这一问题，断定没有心灵的理性认可，这种无处不在的感性回应只是某种自然现象。而且，考虑到这种自发反应源自人性自身的特征，而且我们对它的出场无能为力，要从道德上给它找错，这看起来简直荒谬。一个人只有当他因为错误的判断而认同这一初始冲动时，他才应受责备。这一回答或许会在当代读者中得到更多同情。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一种道德责任观念，即责任的根基在于选择和行他事的自由（freedom to do otherwise）。然而，情感的最初波动不受我们控制，当它蓦然击中我们的时候，我们往往没有别的行为方式可供选择。

尽管如此，一个极端的例子或许能让我们不如此急于给出答案。假设上面提到的这场风暴如此猛烈险峻，以至于它不仅震惊了很少出海的斯多亚派哲学家，而且吓倒了掌舵的船长。作为一个接受过良好训练的水手和富有勇气的人，他只是因惊吓而无所作为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例如10秒。然而，就在这一刻，船撞上了冰山。看起来，正是由于这无可避免的、被动的情感反应，船长未能履践他的职责。

就这次海难而言，这位船长真的全无责任吗？如果说这个虚构的片段太过戏剧化，且来考虑我们为无谓小事而大发脾气时的情形。在被激怒的那一刻，那种自己受到伤害的印象以不可预期的方式击中我们，控制着我们，以至于我们的心智不再平静，不再能准确地作出判断。我们中大多数人会对这样的情感经历本身而感到不安，正如我们为它对我们所爱的人造成伤害这一后果而感到不安。我们为之内疚并且因这情感反应而责备自己，这是恰当的吗？还是我们只需要大吼一声“是魔鬼让我做的”？

我不认为，无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