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是近年思想文化界的一个重要议题。尽管与国计民生的许多议题比较起来，“文化主体性”在出版物上登台露面的机会不算很多——尤其是在印有ISBN号码的出版物上，但在表达思想情绪更自由也更随意的互联网上，“文化主体性”却摆脱了“寂寞开无主”的旧处境，迎风摇曳。由于“主体”所反映的文化自觉、所摹状的时代精神感受，是大梦然后有大觉式的幡然醒悟，所以无论支持还是反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人，都坚信自己在这个议题上已经想清楚，两种思想文化情绪因此表现得势同水火。

一个堪称有趣的现象是，围绕这个议题，观点越是偏激的，就越是表现得已经想清楚、能够说明白，而议论力持公允的，反而有所犹疑，甚至欲说还休，不那么酣畅淋漓。举一些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有趣的现象。

2006年，南京大学的刘聪等十名高校的博士研究生连署发布《我们对“圣诞节”问题的看法》，这个看法的实质，是对中国的非基督徒被一窝蜂似地卷入“圣诞节”活动不满意，尤其是对中小学、幼儿园师生追赶“圣诞节”时髦的现象不满意，有看法。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而要摆脱“集体无意识”的盲从、跟风，“需要充分发挥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占据主干地位的儒学的宗教性社会功能，高度重视目前民间社会重建儒教的呼声与努力，积极推动儒教的重建与复兴”^[1]。

针对十位博士的看法，有署名“老狼”、纪龙天等人的博文严词反驳，而所围绕的，就是“中国文化主体性”问题。“老狼”的博文极尽调侃、嘲骂之能事，真实的思想出发点也不含糊，自表得清楚明白，“令我不安的是，如果那些所谓‘儒教’的拥护者得势，我发表观点的权利将因‘反传统’的罪名被无情地剥夺——儒家思想里只有天地君亲师，从没有人权和自由的位置”^[2]。当然，儒家是否不讲人权和自由，儒教又几曾何时立了个“反传统”的罪名？这些问题都可以再讨论，但作者本身的立场是明确的，即反对“中国文化主体性”。

围绕“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这样两种观点，既各自明确，又相互对立，这究竟是由于“主体性”话头本身就具有争议性、容易产生对立情绪？还是由于论述者对“主体性”含义的理解不同而产生歧义？所谓“文化主体性”，通常都在什么意义上来理解？

陈杰思的网站文章说：“中华民族以中华文化为主体，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儒家文化以孔子思想为主体。”^[3]这大概是被指为保守主义、复古主义者很直白的观点论述，因而较有代表性。这种复古主义或许有个重现古典精神的自我思想期许，也可能是民族文化情感的充分表达，但在当代中国，根本就没有成为一种思想体系的社会基础，因此也就没有成为一种思想体系的可能性，其所谓文化“主体”，只能放在维护民族文化情感的层面来理解。情既陡胜于理，也就难免被批评为“简单”。

李德顺《把握“中华文化主体精神”须防三大误区》一文，批评关于“中华文化主体精神”的三种简单化、对立化的倾向，其中的一条就是，“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无论复古主义还是虚无主义，实际上都抛开了整体的中华民族主体”。此所谓“整体”，是涵盖着古人今人一起说的，既包括古人及其所创造的文化成就，更包括近现代中国人及其文化选择和批判。如说，“‘五四’运动从西方文化的许多特点中，主要突出了、引进了‘科学、民主’这两个东西，这本身就是一种挑选、抉择，就是根据中国社会的现实，对西方文化中为我们所迫切需要的东西，进行了中国化‘改装’的提法。也就是说，科学和民主，恰恰是由中国人按照中国的尺度，从西方诸多成果中挑选出来为我所需所用的东西。而‘由中国人按照中国的尺度’去选择，正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表现！”又说，“因为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意识形态的主导成分，所以国人对它的批判和否定，总体上也应该看作是站在民族文化主体的立场上进行自我超越的一种尝试，这是主体的权利和责任所在。自我批判并不一定是抛弃、否定自己的民族文化”^[4]。这个观点，是站在哲学也就是站在讲道理的角度讲的，尽管作者事实上更倾向于“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一面，淡化“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另一面，从而以现实合理性的强势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