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反化约主义：“宗教现象学的世纪”的主旋律

宗教学的诞生倘若以Max Müller（1823-1900）的《宗教学导论》（1870）问世为标志，至今已有近150年的历史了。学界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大致会以世纪的交替为分水岭概括其发展阶段，一个是19～20世纪之交，这是“宗教起源论”时期，^[1]在该时期的宗教学家看来，人类早期的宗教心态如同幼儿心态一样，幼稚、单纯甚至荒唐，随着人类的日趋成熟，宗教心态与形态也不断趋向成熟，而真正成熟的人是理性自觉的人，是不受幻觉支配的人，因而是无宗教信仰的人，或者只能是理性宗教信仰的人。孔德（1798～1857）、马克思（1818～1883）、斯宾塞（1820～1903）、弗洛伊德（1856～1939）基本上都可以说是这一模式的代表者。^[2]解释（explaining）宗教即是追溯宗教的起源，这个起源一定是俗世之人的某种投射（projection），这种投射或是出自人类的某种幽暗的无意识心理冲动、权力意志，或是出自社会认同之追求，或是出自某种经济基础之需要。通常学界把这种将宗教现象化约（reduce）为宗教之外的某种因素之宗教研究进路称为化约主义（reductionism）。

而20世纪则是宗教现象学的世纪，化约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宗教进化论被视为一种错误的宗教方法论而被检讨。

几乎每一位伟大的宗教现象学家都要花一番力气与化约主义战斗一番，这让我们想到伟大的现象学家Husserl（1859～1938）与心理主义的斗争，心理主义本来就是化约主义的一个分支。^[3]Rudolf Otto（1869～1937）就曾撰《达尔文主义与宗教》一文，对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泛化为解释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普遍模式进行了严厉的批判。^[4]在他看来自然主义的、进化论的宗教观在根本上是“试图把我们的精神生活降低到直立猿的水平”，是“无望之举”。荷兰宗教现象学家W.Brede Kristensen（1867～1953）更是警告说：一切进化论（历史进化论与观念论进化论）都是误导，“信徒从不曾把他们自己的宗教看作是演化之链上面的一环……也没有哪个信徒会把自己的信仰当成某种原始的东西，我们何时如此看待，我们实际上也丧失了与之接触。我们那时实际上只是处理我们自己的宗教观念，我们不应该哄骗自己我们已经学会了了解他者的观念。”^[5]“原始的”与“高度发达的”这样一类进化论术语对于宗教现象学来说是致命的：“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惟有一种评价是可能的：‘信徒是完全正确的。’只有我们领悟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这些民族与其宗教。”^[6]Eliade（1907～1986）指出，化约主义者在“接近一种异在的灵性时，他理解的主要是由他自己的意愿、他的文化倾向和他所从属的历史时刻所预定的那些东西”，19世纪创造的“低级社会”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源于探险家、人种学家所带有的“实证的、反宗教的和非形而上学的态度”，在“原始人”中，他们处处发现了“偶像崇拜”、“宗教幼稚病”，因为他们实在看不到别的东西。^[7]

宗教现象学与宗教化约主义完全是两种根本有别的宗教学进路，这两者之间的不同可以“典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表示。以神话研究为例，“在至少过去的50年里，西方学者从全然不同于19世纪的立场研究神话。与他们那些将神话看作是通常意义上的‘寓言’、‘杜撰’、‘虚构’的前辈不同，他们认为神话就是古代社会之中所理解的那样，‘神话’即是‘真实的故事’，不仅如此，它还是最宝贵的财富，因为它是神圣的（sacred）、垂范性的（exemplary）与不同凡响的。”^[8]尊重宗教现象，在宗教体验本身所指的层面上理解宗教现象，成为宗教现象学家的共识。虽然宗教现象学只是一个研究家族的名称，不同的宗教现象学家在治学方法、理论旨趣上面不尽相同，有的注重类型学研究，有的偏重意义理解，有的致力于宗教意识的本质描述，但有一条方法可谓“共法”，即反对化约主义，捍卫宗教现象的自主性。^[9]这一条原则可以被视为整个宗教现象学家族的“研究纲领”，一个赞成化约主义立场的宗教现象学家如同铁的木、圆的方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在根本上，宗教体验、宗教现象是“自主”的现象，而不是附属现象、副现象（epiphenomenon）。对其把握与理解，必须“通过它本身来加以界定”，而不把它化约为其他的“意识形式”。与反化约主义立场一致，每一位宗教现象学家均致力于在宗教现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