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使徒保罗的时候，一个最基本然而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在于对他的思维方式的理解。简言之，这是一个“希腊还是犹太”的问题。保罗的为人、思想都有着内在的矛盾与复杂，这种复杂性从何而来？人们很自然会想到影响保罗的三种文明的力量：犹太的、希腊的和罗马的。^[1]就我们此处的关切而言，罗马的影响构成了一种现实生活的政治背景，它并不直接与犹太的或希腊的文明力量发生冲突；也就是说，在我们考察的那段历史时期里，罗马这股文明力量并不干涉保罗作为一个说希腊语的犹太人的文化或宗教认同。

我们今天理解基督教创生的历史，倾向于将它看作是一个从犹太教母体中分离的过程，而认定保罗是这个过程背后最主力的推动者。这种看法当然并不新鲜，如公元2世纪时的异端马克安，他以为《新约》中与《旧约》中的神是完全不同的两位，只有保罗真正理解了并体现着“福音”：完全抛弃《旧约》及《新约》——乃至于是保罗自己的部分文字——中所有残存的犹太的东西，唯此方可建立真纯的基督教的信仰。马克安将犹太教与基督教逐条对立而写成他的《反题》，直白地说“诅咒是律法的特点，祝颂是信仰的特点”。^[2]保罗是马克安眼中唯一的使徒，他以为保罗所传福音便是用基督教的“恩典”取代犹太教的“律法”。马克安是第一个真正认真对待保罗书信的人（他的读法有无问题另当别论），然而他的思想始终没有被教会的主流传统接受；而在宗教改革之前，也很少有人诉诸这种“反题”式的论证，来讨论保罗在基督教—犹太教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当殉道者查士丁写作他的《与犹太人推芬对话》时，他也谈到律法与恩典的对立，却没有引用保罗的文句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查士丁毋宁说更依赖《旧约》的释经，诉诸希腊哲学来阐释基督教的宇宙观、世界观与真理观。当然，我们可以视之为保罗对基督教神学的一种隐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将“希腊思想”的介入视为基督教之所以区别于并脱离开犹太教的关键要素，并将这一要素归因于保罗。

这种思路有它显然的可行性，正如维恩·米克斯在他为《圣保罗文集》第五部分“基督教的第二创始人”写的编者导读中所言，读者在阅读新约圣经时，从最开始的“对观福音书”进而读到后面的保罗书信，文字内容的变化是明显的，即从耶稣关于天国的教导，变为保罗关于基督的教导。“任何人若用史家的眼光去读福音书，一定会发现耶稣从未教导过那些与教会的基本教义有关的宏大本体论体系。那么这些教义从何而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提问，就是希腊的哲神学如何取代了耶稣的教诲？显然，二三世纪时的基督教神学家们使用的是希腊哲学学派的语言，来谈论神、基督与拯救。对此问题的一个简单回答就是：是保罗将基督教希腊化了。”^[3]在基督教传统内部，关于基督教的希腊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人们评价不一：“保罗将基督教希腊化这件事，有人赞许，有人批评，这取决于各人的立场。若你以为基督教的核心是耶稣的伦理教导，或他直接可见的人格，那么看上去保罗就是歪曲了那一简单的真理，将它复杂化成一种毫无生命力的东西。……（然而）对理念论者而言，耶稣的本性依其定义必然是普世的，必不受制于特定时空的偶然性。在这个讨论中，所谓‘犹太的’几乎就成了‘特殊性’、‘有限性’、‘历史局限性’的代名词，而‘希腊的’就成了‘普世’、‘理性’和‘理念’的意思。”^[4]

以其圣经批判在19世纪震动学界的图宾根学派创始人费迪南德·克里斯蒂安·鲍尔，可作为这一思路在早期现代学术中的代表。鲍尔以为耶稣其人的生活和传道固然是在巴勒斯坦犹太教的环境中展开的，他的人生与教诲却隐含着一种超越狭隘犹太性的普世宗教意识。然而耶稣直接的继承人，也就是耶路撒冷的众使徒，因他们固守自身的犹太性，没有能够领会这种普世意义。是保罗将耶稣的灵性含义从其犹太宗教物质性的母体中“解放”出来，令基督教的普世意义得以实现，并因此“将基督教带入它的宿命——成为一种世界的宗教”。^[5]受到黑格尔哲学深刻影响的鲍尔，将早期基督教的发展视为两个相反命题的合题：命题之一即是以彼得为代表的犹太人基督教，命题之二即是以保罗为代表的外邦人基督教；而合题最终的结果，是基督教以它“更高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