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在中国大陆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是“国家建设”或“国家发展战略”的另一种说法。“政治发展”是大陆官方和学界常用的一个词，其实际意义就是学界所说的民族国家建设或国家制度建设。关于国家制度建设，笔者把思想界的研究路径分为两种，一种是危机说（或者说国家权力说），一种是权利说。危机说是指一个民族国家建设中必然要面对国家认同危机、政权合法性危机、权力渗透性危机、权力整合性危机、参与性危机和分配性危机。^[1]权利说是指国家制度建设在保障了公民的三项基本权利之后才算基本完成，即以财产权为基础的经济权利、以政治自由和选举为基础的政治权利和以社会保障为基础的社会权利。^[2]笔者认为，危机说更多是强调国家权力的有效性，权利说强调的是公民权利，二者有重叠，但出发点大有不同。笔者认为，毛泽东的革命已经解决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的国家总体性危机，而在目前中国的语境下，即在国家权力供给严重过剩的情况下，更应该从公民权利角度看待中国的政治发展。保护公民权利，就意味着拥有太多权力的国家去约束和控制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政府的法治化改革和分权让利就是培植、保护和建设公民权利的过程。笔者认为，公民权利建设反过来会提升政治合法性水平，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国家权力危机问题。

即使从公民权利的角度出发看待中国政治发展，从不同侧面看到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海内与海外的不同，学界与政界的不同，学界不同专业的差异以及政府内部的差异。因此，本文并不想纠缠于各种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观点和争论，不争论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发展战略，而是尽可能接近真相地讨论中国大陆已经发生或已经选择的政治发展战略。谈论中国的发展战略，无论是国内发展战略还是对外安全战略，笔者认为都不应该忽视2002年中共十六大关于21世纪头20年为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十六大提出中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意味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和事实上的第四代领导人之间达成一个战略共识，即在内政外交上，依然秉承“发展是硬道理”，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这也就意味着，尽管后来有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新提法，公共政策上会有所调整，但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的基本路线不会改变。果然，2010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出台的“十二五”规划依然提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意味着什么？尽管政界关于政治改革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决策层的最终共识应该是：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不会有大的政治改革动作。而从目前所做来看，决策层正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基础上致力于社会权利的建设，大的政治改革动作应该是十年以后的事（排除偶然事件）。因此，本文谈论的是21世纪头30年。

如果以公民权的角度看待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西方国家一样，首先解决的是经济权利问题，^[3]事实上30年的改革主要围绕经济领域和经济建设进行。接下来，中国的次序和西方国家产生了差异，目前正在建设的是公民的社会权利问题，最后才可能是政治权利。当然，这种划分是高度抽象的理想类型，因为作为一个中央政府，不可能只顾一点不及其余，否则国家就会出乱子。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综合治理，即上述三项权利可能是交叉性的，在每一个时期都必须同时面对。但是，我们能清晰地发现，每一个时期的政府又都有一个中心的政策议程，比如“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这样鲜明的政策路线图。因此，我们还是能够从政策议程和战略规划中看到不同事项的先后顺序和轻重缓急。本文试图分析未来20年的政治发展，这需要回到2000年，在一个连续光谱上分析中国大陆政治发展的基本走向和战略次序选择。

一 第二代至第三代领导人的制度遗产：经济权利与制度红利

我们似乎已经理所当然或习以为常地享受着过去30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成果、福利和便利，比如经商的权利、使用互联网、享受低关税的外国货、批评政府、歌颂私有制并批评公有制，等等。殊不知，这些基本权利都是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冒着巨大风险、顶着巨大压力而作出政策抉择的结果。因此，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政治家的观念、勇气和毅力至关重要。只有有了新观念，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