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来，中国迈入了一个通常被称为“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经济领域的改革成就有目共睹，而政治领域的改革状况则看法各异、褒贬不一。纵观政治改革研究领域，不但有关政治改革目标和路径的种种争论迄今未见结果，甚至连对政治改革基本事实的认定都存在极大争议。众说纷纭之下，中国共产党自身关于政治改革的认识和把握、关于推进政治改革的步骤和措施等，反倒常常被忽略。

本文拟以《人民日报》有关政治改革的内容作为尺度，来测量中共中央的政治改革意图。之所以从这个角度研究，是因为党报是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其报纸编辑、稿件内容、深度和侧重点等都以党的意志为转移，所做的宣传报道都反映党的意志。

本文通过分析政治改革相关词语在《人民日报》出现的时间、频率和背景等，管窥30年来有关政治改革的话语变迁，透视改革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领域诸多内容的发展规律和相互关系，进而廓清中共中央对政治改革的战略意图和战略部署。

一 问题的提出

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中国社会各领域都处在持续变动之中，未来中国是以民主为导向，还是建立法治型政府，继续坚持列宁主义政体，还是模仿西方民主模式，或者更糟，滑向掠夺式裙带政治体制，这些似乎都不甚明朗（White，1993；黄仁宗，2002；高放，2002；潘维，2003）。还有学者干脆承认中国政治体制的前景有很多变数，既可能凝固为一个僵化的体制，也可能是一个仍然在“转型”中的体制（黄宗智，2009）。

对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既源于政治改革进程的扑朔迷离，也源于分析者对政治改革现实判断上的高度分歧。大体而言，对中国政治改革进程的判断可分为三类。

·改革虚无论，即认为列宁主义政权架构未发生根本变化，政治改革基本未进行或者中途已经停顿。吴国光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政治改革尚未启动就因1989年政治风波而终结（吴国光，2002）。

·经济驱动论，即认为中国向来以经济改革为先导，政治改革是为配合经济改革而进行的。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政治改革也相应深化和扩展（李青原，1993；吴敬琏，1999；胡鞍钢，1999）。

·渐进改革论，即认为中国政治改革有自身的逻辑，改革进程呈现渐进稳妥的特征，或者认为政治改革属于增量改革，改革成果得以逐步积累（徐湘林，2000；俞可平，2003；何增科，2004）。

理解和把握政治改革进程之所以困难，首先源自政治改革本身的复杂性。政治改革的内容是非常宽泛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行政机构改革、完善监督机制、基层治理结构调整、党政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民主化等，每个部分的进展状况都有所不同，整体看来又往往无从下手。政治改革，如果的确存在的话，那么就和经济改革一样，历时长达30多年，经历了数代领导人之手，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改革思路和侧重点经常调整。

其次，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政治的领导力量，既是政治改革的当然主体，也是政治改革的对象，也在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从领导体制上看，随着毛泽东、邓小平等超凡魅力型领袖的逝世，党逐渐走向遵守规则和程序的集体领导体制，即向法理型权威转变。与之相适应，决策架构也由党的一元化中央集权体制，转变为以党为中心的多元化机能分散体制。意识形态色彩淡化，务实和理性成为权力运作的基本原则（天儿慧，2002）。

那么，面临着政治改革以及政治改革主体的复杂状况，如何把握中国共产党所推动的政治改革进程呢？能否找到统一、可靠指标来衡量政治改革的进展状况？能否通过相关指标来测量改革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之间、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之间、政治改革内部诸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能否借此分析政治改革诸领域的进展情况和典型特征？

由观察行动者的言语和行为来归纳其行为特征、推测其动机，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关键在于归纳和推理过程应当合乎逻辑，合乎正常的因果律。诚如韦伯（Max Weber）所言，“一个具体行动的正确因果诠释意味着：行动的外在过程及动机可以被如实地把握，并同时达到对其一切关联的有意义的理解”（Weber，1978：12）。概言之，就是通过正确地分析行动者的外在言行，来合乎逻辑地推断其中蕴涵的社会意义。具体到本文，就是通过分析中国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