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腐败问题多年来成为大众最关注的议题之一，对腐败现状的主观评价一般是腐败愈演愈烈。同时，反腐败成为中国政府改革的重点议题，一系列廉政制度安排出台。

有效治理腐败的前提条件，无疑是对腐败事物的真实描述和概括，换言之，需要我们作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去观察腐败事物，去描述腐败事物的各种现象，尽可能透视腐败事物特性的各个要素，探寻腐败事物的客观特性，进而发现腐败事物的通则性，在此基础上产生治理腐败的决策。有效治理腐败的决策依赖于对腐败事物的经验观察、精确测量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有系统的事实陈述，而实现的工具主要有客观测量法和主观测量法。^[1]

本研究采用客观测量法，研究对象定位在省部级政府官员（包括副部级以上的党委和政府、国有企业干部）和已经完成司法审判的受贿罪案这两项标准上。腐败是“政府官员违背公约的准则以谋取私利的行为”，^[2]换言之，就是利用公共权力获取非法的个人利益。在刑事责任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了受贿罪、贪污罪、私分国有资产罪、行贿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为腐败犯罪。有证据表明，受贿罪是省部级政府官员腐败的主要罪名，^[3]当然，研究对象也涵盖因受贿罪与其他罪名数罪并罚的省部级政府官员。未进入司法程序，仅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受贿腐败的省部级政府官员不在研究范围内。

本文通过统计分析这一微观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已经发现的省部级政府官员受贿罪腐败的行为方式。这些腐败官员为行贿人谋取的是何种利益？在省部级政府官员中受贿腐败的严重领域有哪些？省部级政府官员受贿腐败是采取以公共权力换取经济财富的形式，还是以财求官，采取以经济财富换取公共权力的方式？省部级政府官员中受贿腐败的高发部门、高发层次是如何分布的？在这些人中，特定的年龄阶段与腐败的发生关系如何？边腐败边升官是一个事实吗？

数据说明

在1978年以前，因为受贿罪而受到刑罚的省部级政府官员一个没有^[4]。第一个因受贿罪受到刑罚的省部级政府官员是原中共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洪清源，1987年因受贿罪被依法判处10年徒刑。本文收集了1987～2011年省部级政府官员因受贿罪受到刑罚的76个案件，这些案件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等官方出版物以及新闻媒体的报道，这76个案件并不是随机抽取的样本，而是只要符合受贿罪、省部级政府官员这两个条件均收集在内。

从这76个案件中，提取的信息主要有：姓名、罪名、刑罚、涉案金额、为行贿人谋取的利益特质、最高职务、初始罪案时间、初始罪案职务、初始罪案年龄、初始查处时间、初始罪案到初始查处的时间跨度。

本文使用的“初始罪案时间”是指涉案人第一次受贿的发生时间。使用的“查处”与“双规”相近，由于在1994年5月前无此概念，而观察样本时间涵盖1994年之前，所以使用此概念。

事实陈述

1.受贿罪特征

本研究对象之所以定位在受贿罪领域，就是因为在将1978年之后已经完成司法审判的腐败案件收集统计后发现，受贿罪名之外的其他罪名腐败个案仅有6例，即原江西省政府省长倪献策，徇私舞弊罪案；原中共北京市市委书记陈希同，贪污罪、玩忽职守罪案；原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中共浙江省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滥用职权罪案；原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嘉华银行董事长金德琴，挪用公款罪案；原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秦昌典，玩忽职守罪案；原四川省政府副省长李达昌，滥用职权罪案。换言之，1978～2011年受到刑罚的省部级政府官员82人中有76人的腐败罪名主要是受贿罪，其比例达到92.7%。

这76人的腐败罪案，其中有56人是仅仅因为受贿罪入刑，其比例达到73.7%。而其他20人是数罪并罚，除受贿罪之外，有贪污罪、玩忽职守罪、行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挪用公款罪、滥用职权罪。在这除受贿罪之外的6项罪名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涉案人数最多。

图1 罪名分布

省部级政府官员受贿罪案的普遍特征是受贿金额巨大。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受贿罪金额合并计算，这76人中受贿金额最高的达到1.9573亿元；^[5]除此之外，4109万元1例；^[6]3318万元1例；^[7]2959万元1例；^[8]1000万～2000万元8例；500万～1000万元31例；100万～5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