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一国两制”的政治构想是中国共产党为解决一连串历史遗留问题、实现国家统一而提出的政策主张。而这种政治构想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曲折的历史发展后形成的实践理性和现实主义思维的产物。从“一国两制”政策所针对的不同区域而言，其内涵是存在差异的。这一点从“一国两制”大政策所衍生出来的具体政策内容可以看出。就目前情况看，针对台湾的具体政策最为宽松，针对香港的次之，针对澳门的又次之。

针对不同地区的“一国两制”具体政策的内涵差异是由历史遗留问题的不同性质所决定的。台湾问题是中国国共两党内战留下来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是由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内部决定的事，因此“一国两制”具体政策的宽松度可以商量，以双方接受作为政策限度；而香港和澳门是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是中国中央政府与两个与此相关的主权国家之间的问题，其目标在于对这两个地区恢复行使主权，中央通过授予这两个地区高度自治权，实现这两个地区的有效治理，其底线是十分清楚的。

“一国两制”政策在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上得以落实后，总体观察，各方人士对于“一国两制”的政治构想是充分肯定的。然而，香港和澳门回归后，许多新的问题呈现在我们面前，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用历史和辩证的方法对20世纪70年代后期提出，且贯彻至今并将继续得到落实的“一国两制”政策所发生的内涵变化进行动态观察和分析。否则，我们不仅不能很好地理解现实中的新情况，也不能对未来的发展有更加清晰的眼光。由于香港是最先落实“一国两制”政策的地区，且本文主要论及的是“一国两制”政策针对香港的实施情况，故这一重大政策针对台湾及澳门的问题不在此论述之中。“一国两制”政治构想包含有两个内容看似矛盾却实质体现统一的概念。“一国”概念是国家统一概念，它是提出“一国两制”政治构想的出发点和目标，也是实行“一国两制”政策的基本前提，而“两制”概念体现的是国家主体为了实现国家统一而对国家主体与实行“一国两制”政策地区之间的现实差异所采取的包容态度。对于这一政治构想的两个方面，从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考察，显然是“一国”高于“两制”^[1]的，前者是整个政策的前提，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却既不可厚此而薄彼，也不可顾此而失彼，因为“一国两制”是一个整体概念，而这样一个整体概念在现实中的通俗表述就是“求一国之大同，存两制之大异”。^[2]它所体现的是实践理性的智慧。

一 “‘一国两制’萌芽思想”的形成与实践

“一国两制”政治构想是在中国步入改革开放进程的初期提出的，但在香港问题的解决上，这种包容的政治思维可以追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中央政府在对香港问题上实行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针上。当然，这种“包含了‘一国两制’萌芽思想”^[3]的方针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英国强加给清朝政府的三个不平等条约的合法性。

具有现实主义和实践理性的八字方针，具体而言，体现了这样一些具有包容性的内容。

第一，在确保新中国利用香港获得实际利益的前提下，中方事实上承认了在中英双方没有解决香港问题之前英国在香港地区的实际治权。^[4]这种举动在当时全球处于严重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冷战条件下是极为不易的，因为它需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鼓足勇气，面对各种压力并排除各种干扰，^[5]从历史和现实出发，尊重港英政府在香港的实际统治权。既然如此，即使港英政府在香港实行有违当地华人的心愿的举动，中方也都只有采取容忍的态度。甚至在香港出现困难时，中方也仍然从大局考虑，伸出援助之手。新中国建立后的30年，无数事例证实了这一点，即使是在疯狂的“文化大革命”年代，中方也没有放弃这样一种容忍的态度。

第二，坚定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这一点对于刚刚建立革命政权且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下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是难能可贵的。即使在中国内政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这种承诺没有发生丝毫改变。中国共产党所作出的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的承诺是基于毛泽东早在夺取政权之前的战略思维。他在1946年12月会见三位西方记者时就曾作出过和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