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并将消费提升到“三驾马车”的领先位置，强调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高屋建瓴地从长期战略的高度抓住了消费的实质、内核。消费是人类生产和生活亘古不变的主题。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讲，消费既是单次循环的终点和目的，又是连续不断循环承上启下的关节点，它决定社会生产能否最终完成，决定社会再生产能否顺利实现；从经济增长动力源的角度讲，出口是增长的外部驱动力，其力量强弱受外部经济体运行好坏的牵制，具有被动性；投资和消费是增长的内部驱动力，投资是强心针、速效药，在经济疲软、乏力时，能快速带动增长，但它只是中间动力，能否真正带动经济增长还要看最终消费对投资的消化吸收能力，消费才是增长的稳定器、长效药，它始终是经济增长最良性、最持久、最根本的动力。据此，我们不能用短期的、零碎的政策去刺激消费，也不能把消费作为应对危机、摆脱疲软的权宜之计，而应该从制度健全、完善以及各制度之间的良性互动上建立稳定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

一 建立扩大消费长效机制的战略地位

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也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任务。扩大内需要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战略重点，建立起促进消费和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这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一）从动力源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一场深刻变革，是现代化建设和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是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根本途径。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发展的动力源。过去我国经济增长和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就，1978～2009年实现了GDP年均9.8%的增速，但宏观经济增长的动力格局出现了结构性的失衡：最终消费率长期偏低并持续走低、投资率长期偏高并持续走高、净出口在波动中逐渐趋高（见表1）。1978～2009年，最终消费率从62.1%降低到48.0%，降低了14.1个百分点，总投资率从38.2%提高到47.7%，提高了9.5个百分点。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最终消费率从2000年高点的61.1%一路走低降至2009年的48.0%，比世界平均水平（78%）低30个百分点；投资率则从2000年低点的36.4%一路走高提升至2009年47.7%（见表1、图1），9年提高了11.3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20%高出一倍多，分别创下了历史最低和最高。其中居民消费率更是从1978年的48.8%降到2009年的35.1%，分别比2008年美国（70.1%）、印度（54.7%）低35、19.6个百分点。长期持续的低水平消费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削弱了消费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

表1 1978～2009年我国三大需求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

图1 1978～2009年底消费率，投资率变化

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经济发展动力格局导致了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贸易高顺差、消费低水平的无后劲、不可持续的增长和发展模式，需求结构出现明显的“外强内弱”、“外升内降”。特别是2001年以来，内需增长慢于经济总产出的增长，国内需求增长贡献率相对下降，阶段性贡献率均值仅为90.3%，^〔1〕而净出口的贡献率却在提高，2000～2007年金融危机前净出口的贡献率均值达到11.26%，其中2005～2007年三年间，净出口率年均达到7%，其贡献率年均高达21.3%。过分依赖出口和投资，形成了积重难返的粗放式增长和缺乏后劲的低水平发展。就出口而言，我国是以粗加工的制造业为主，在国际贸易结构中处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低、利润空间小的金字塔底端，这种以资源换外汇的出口模式，在赢得全球出口第一、外汇储备第一殊荣的同时，也加剧了我国资源短缺、外贸环境的恶化，使我国成为全球发起贸易摩擦的众矢之的；就投资而言，长期受传统生产方式影响，投资大都向传统的物质生产部门倾斜，重复投资、浪费投资、低效甚至无效投资屡见不鲜，我国用占世界能耗17.7%生产了占世界7%的GDP。^〔2〕而对科研、教育、卫生、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劳动安全等可持续发展投资明显不足，远远不能满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

这种动力机制作用的结果是：消费需求持续低迷，一方面导致经济持续增长乏力，更多地依靠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进而导致“产能过剩”问题恶化和国际贸易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