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济转型对消费结构演进具有重要影响

自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以来，中国经济开始进入转型过程。这一转型过程的突出特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市场化”或者说“市场导向”为核心的体制转轨，二是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及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发展转型。前者的实质是以实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为基本内容的制度变迁过程，后者的实质则是以实现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现代工业经济，乃至知识经济过渡为主要目标的结构优化过程。市场导向型的制度变迁过程与工业化导向型的结构优化过程相互交织、互相促进，构成了中国经济转型期改革与发展的基本脉络。

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转型与发展过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市场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取代原有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计划体制，开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1]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在体制转轨中获得了持续的高增长，^[2]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质态变化，已进入工业化加速期（刘伟，1995）。更为重要的是，自1996年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软着陆”以来，长期困扰中国居民的商品短缺现象已从根本上消除，中国经济的买方市场特征日益明显，近两年来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迹象。这充分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已从供给约束型转换为需求约束型，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这三大需求因素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

然而，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可等量齐观的。就净出口而言，虽然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外贸出口年均增长15%左右，对拉动国内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作为一个外贸依存度已达40%左右的大国，中国显然不可能对净出口（外需）寄予过高的期望，因此，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主要应靠内需的拉动。就内需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消费和投资而言，消费又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不仅是因为，消费——作为一种最终需求，直接构成了GDP中60%左右的份额，而且是因为作为一种中间需求的投资，本质上不过是消费的一种引致需求。因此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的不断强化和消费者主权模式的确立，消费将进一步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变量。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消费结构转换和消费需求扩张已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消费需求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断增大。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GDP的弹性系数变化来看，1981～199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GDP的弹性系数为1.039，而1990～1997年该系数上升为1.068，即在80年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影响GDP增长1.039个百分点，在90年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影响GDP增长1.068个百分点，90年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平均比80年代增加2.8%；再从消费额对GDE（国内生产总值支出额）的弹性系数变化来看，1981～1990年，GDP构成中消费额对GDE的弹性系数为1.014，而1990～1996年则为1.067，即80年代消费额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带动经济增长1.014个百分点，而90年代消费额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带动经济增长1.067个百分点，90年代每年消费额增长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平均比80年代增加5.2%。以上弹性系数分析表明，90年代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80年代。^[3]可以预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深入，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导向和制约作用将会继续强化。

但是，我国消费市场的形势却并不乐观。首先，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趋缓而税费负担沉重，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较大且消费环境不良、基础设施短缺，农民消费“有心无力”，农村市场难以启动；其次，城镇居民消费预期恶化且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整体消费倾向偏低，而住房、轿车、信息、教育等新的消费热点有效供给不足且受到一些过时的抑制消费的政策措施的束缚，使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受阻，消费增长难以持续。

要想使我国国民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来自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心理的等多方面因素对居民消费扩张和消费结构优化的制约，以促进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为此，就必须深入研究我国经济转型期居民消费结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