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沟通是一种传播理念的革新，改变了人们对危机的认知，丰富了人们有关危机传播的知识。风险沟通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从强调信息和意见的互动性以及沟通主体的参与性角度，国内学界普遍将Risk Communication译为“风险沟通”。随着社会进步、科技发展、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出现，风险沟通的研究领域出现细分，如环境传播、健康传播、科技传播等。自2003年“非典”以来，我国对风险沟通研究的关注度极大提升，社会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公共关系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纷纷引入风险的概念，展开风险沟通的研究。

一 “风险沟通”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一）“风险沟通”的内涵

20 世纪70年代，“风险沟通”（Risk Communication）一词由美国环保署首任署长威廉·卢克希斯（William Ruckelshaus）首次提出。^［1］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此展开广泛讨论。1986年科万罗（Covello）从关注信息单向传递及风险控制的效果出发，将“风险沟通”定义为“在利益团体之间，传播/传达健康/环境风险的程度、风险的重要性/意义，或管理、控制风险的决定、行为、政策的行动”^［2］。同年7月，全美首届“风险沟通全国研讨会”在华盛顿举行。保护基金会主席威廉·K.赖利（William K.Reilly）将“风险沟通”等同于某种信息的传递——从政府或其他风险沟通者到公众的风险性质的单向信息。^［3］这是一种从传播者角度对风险沟通是否成功进行的判断——“让信息通过”，认为能够通过专家说服无知被动的公众。

从广义角度来讲，风险是指人类在生存、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威胁、危险和危机。通常来说，风险是危机的前兆，是潜在的和可能的危机。80年代的“风险沟通”为：（1）“风险沟通是在个人、团体、机构间交换信息和意见的互动过程。它不只与风险相关，还包括风险性质的多重信息和其他信息，这些信息表达了对风险信息或风险管理合法的、机构的安排的关注、意见和反映。”（2）“关于健康或环境的信息，在利益团体间任何有目的的交换。更明确地说，风险沟通是在利益团体之间，传播或传送健康或环境风险的程度、风险的重要性或意义，或管理、控制风险的决定、行为、政策的行动。”^［4］

1989年，美国风险认知与沟通委员会等机构将“风险沟通”定义为“个人、团体、机构间交换信息和意见的互动过程”^［5］，而非“从专家到非专家的单向信息传递”，并进一步指出这一过程涉及诸多层面，“不只与风险相关，还包括风险性质的多重信息和其他信息”^［5］，这些信息包括各种意见和反馈。在这种定义下，风险沟通的关注视角开始从单向传播转到双向互动，沟通内容也有所扩展。

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官罗伊·瓦迪亚（Roy Wadia）认为风险沟通是指政府、各行业与公众的合作与对话。他强调，风险的技术内涵，即风险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可能实际上与公众（和媒体）反应毫无关系，公众（和媒体）反应是风险对其造成的“不满”程度（如操纵、恐惧和信任等）的反映。^［6］

到20世纪90年代，风险沟通的定义被不断完善。科万罗认为风险沟通是利益团体之间有关风险本质、风险重要性等相关信息的交换，是个体、群体和机构之间信息交换和观点互动的过程。^［7］威廉姆斯则认为风险沟通是关于风险本质、影响、控制与其他信息的意见的交换过程。^［8］风险的研究也经历了从“科技范式”向“民主范式”的转变过程。

“科技范式”中的风险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不确定性而导致的损失的概率。在这种视角下，风险沟通涵盖了危机的三个阶段：危机前、危机时和危机后，而危机前的预防工作是风险沟通的重点。^［9］彼得·桑德曼（Peter Sandman）认为在风险管理中，政府、专家、大众或媒体由于各自立场的不同，风险认知不同，进而会产生不同的行为。^［10］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风险与决策相关，并具有不可计算性、知识依赖性、现代性、全球性等新的特征。伴随着风险研究的范式由科技范式转向民主范式，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强调公众的参与和社会决策的民主，“信任”的话题也由此展开。

风险沟通的研究伴随着风险社会而产生，研究著述颇多，学科跨度广。风险沟通的名称中虽然有Communication，但并非发端于传播学研究领域，准确地说，风险沟通是在风险研究中延伸出来的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细分研究领域。相关的风险沟通文献散见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