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当下“风险”“社会风险”“风险社会”等概念已成为时代热线与理论焦点，关于风险的研究已成为显学，但开展风险理论研究的前提在于准确梳理风险的话语历史与语义内涵，批判性地考察风险概念的生成历史与时代意涵。

严格意义的风险概念是一个现代性范畴，它发端于15世纪资本主义航海与殖民探险活动时期。但早在人类存在伊始，风险意识、风险知觉和风险心理就客观存在。从语源学上追问风险概念的起源，廓清风险思想的流变历程，辨析与风险相关的范畴，对于拓展风险研究的视野与提升研究的层次意义重要。

一 “风动虫生”：中华文化的风险思想

中华文化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风险思想，可分为三个方面。

（一）关于“风”和“险”的义理阐释。《说文解字》对“风”的解释是：“风，八风也。东方曰明庶风；东南曰清明风；南方曰景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阊阖风；西北曰不周风；北方曰广莫风；东北曰融风。”在中国古人的认识中“风”不仅指空气与地球表面的平行运动，也不仅含有流俗的风俗、风化、教化之义，更主要的是象征来无影而去无踪、瞬息万变却又难以预料的不确定性。“风”在日常用法中多带有隐喻性色彩，人们将“风”本身无影无踪、变幻难测的特征赋予具有象征意义的认知对象，诸如“风波”“风险”等词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隐喻性的用法。“八风”之说除了有风水学上的易学诠释之外，还通过穷尽八个方位的空间来喻指风险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虫”在古汉语中指极具危险性的对象，毒蛇、蛊、老虎、痼疾等都可语之以“虫”，如攻击性极强的母老虎就称为“母大虫”。“风”与“虫”相互关联的结果是“风动虫生”（《说文解字》），这有双重含义：一是喻指极具危险的事物瞬息万变而又普遍存在；二是指风在自然界中起到了节气变更的作用，“风到虫生”意味着万物复苏的季节来临，也象征着危险之物可能有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与机遇。

“险”则基本与“危”同义，有三种解释：（1）外在的、客观的艰难险阻，即自然现象、外在实体和不可抗拒力量所造成的困难或恐慌。《说文解字》言：“险，阻难也。”如在《易·习坎》中，“险”指一种客观的自然实体，“地险，山川丘陵也”。（2）主观的、与特定主体相关的困难或障碍。如《集韵》：“险，艰难也。”同时也指置人于伤害、危险的困难境地。《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若艰难其身，以险危大人，而有名章徽，攻难之士将奔走之。”（3）“邪恶、暴虐。”《说文·玉篇·阜部》言：“险，恶也。”指对人而言极具破坏性之物。《荀子·天论》“政险失明”，《荀子·正论》“上幽险则下渐诈也，上偏曲则下比周矣”，都将“险”特指为违背仁政原则的暴政，认为它将从根本上损害政治稳定与社会团结。

（二）就风险的根源而言，传统文化常从天命观来阐释客观性危险，用欲望、名利喻指主观性危险。《荀子·荣辱》言：“安利者常乐易，危害者常忧险；乐易者常寿长，忧险者常夭折。”《孔子家语·弟子行》指出，即便是经商，也存在着莫大的风险，如：“若（卜）商也，其可谓不险矣。”

（三）预测与防范风险。一方面，风险的本质特征是不确定性、难以预测性。如《增韵·琰韵》：“险，深陷不可测也。”另一方面，风险的不确定性又需要对之预先估测和干预。古代的龟卦、占星术实质上表达了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忧虑，特别是在面对诸如自然灾害、瘟疫、战争时，由于外在对象的强大与个体自身之有限性的深刻对立，人们常借助于素朴的仪式来预测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同时将解除风险的希望寄托于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传统思想强调对风险的预先观测和防范，提出“思则有备，备则无患”的风险防范思维，要求“治之于未乱，备之于未形，为之于未有，防患于未然”。正如《中庸》所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1］

中华文化的风险思想源远流长，其特征明显：强烈的直观性，即对于风险的知觉和体认通常以当下的生存境遇和生活感受为出发点，诉诸内在的生命意识与生存体验，往往以直观的、素朴的形式表达出来。深厚的人本性，即凸显了对作为主体的人之生存天命的忧虑与关切，具有浓厚的人本意识。

二 从风险到风险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