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乌尔里希·贝克所言的“风险社会”，全球化和现代性成为风险社会的重要特征。国内外学者也从各种角度展开了不同的研究。尽管在不同的学科中，研究者们对风险的定义有所不同，但“风险”通常被视为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在诸多研究者的定义中，风险具有可能性、不确定性、紧迫性、威胁性等特点。雷恩（Renn）认为：“风险是一种可能性，它由人类的行为或事实导致的结果引发，并且直接影响人类的切身利益。”^［1］

明确何为“风险沟通”，则需要视不同语境而定。尽管在汉语中风险（risk）、危险（danger）和危机（crisis）三者词义相近，但就新闻传播领域而言，Crisis communication和Risk Communication存在一定的差异，国内学术界往往将前者翻译为危机传播，而将后者翻译为风险沟通/传播。就语义语境而言，危机和风险存在逻辑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危机侧重强调已经发生的状态，风险则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在一定条件下，风险可以转化为危机。风险是一种关系，而危机是危险发生时或发生后的一种紧急的形势、状态。本文拟从“风险沟通”的角度展开效果研究的论述。

一般认为，风险沟通的研究正式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1986年，科万罗（Covello）将其定义为“在利益团体之间，传播或传送健康或环境风险的程度、风险的重要性或意义，或管理、控制风险的决定、行为、政策的行动”^［2］。1989年，美国风险认知与沟通委员会等机构将其定义为“个人、团体、机构间交换信息和意见的互动过程”。风险沟通专家彼得·桑德曼（Peter Sandman）认为，风险管理中，为有效地预防和降低风险，需要应用风险沟通的策略加强政府与媒体的沟通、专家与大众的沟通。^［3］迄今为止，美国仍是风险沟通研究的前沿阵地。

风险沟通脱胎于早期风险研究，并不断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公众被纳入风险沟通的研究^［4］，学者开始考虑对社会公众意见的吸纳^［5］。整体研究范式也从科技范式向民主范式转变，学者从风险认知、风险评估、风险管理等不同角度展开了对风险沟通的研究。从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式等不同纬度进行考察，发现国内外对“风险沟通”进行研究的议题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就研究对象而言，可分为“风险沟通”的传播者研究、“风险沟通”传播机制研究和“风险沟通”的受众研究等；就研究目的而言，存在侧重“风险沟通”理论建构的研究议题以及提供实践指导的研究议题等。相比较国外研究，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议题相对集中和单一，研究内容相对滞后，大部分研究属于偏重实践层面的概括性、描述性研究，理论略显单薄。

在诸多研究议题中，风险沟通的效果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和理论价值。但受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制约，尽管效果研究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和研究前景，但大多数效果研究没有独立成篇，而是分散在其他的研究论文中。相对风险沟通的其他研究，效果研究的论文存在数量上的相对稀缺和质量上的泛泛而谈等不足。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效果研究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基于此，本文试图以学科视角为切入点，从具体的研究路径出发，分析并讨论几种不同研究视角下的风险沟通效果研究，以便后期进一步展开学术研究。

一 传播学视角：媒介效果的实证研究

就传播学自身发展而言，“传播学归根到底是媒介效果研究”^［6］。在效果研究中，自20世纪80年代起，不少总结性理论、教材、论文纷纷出现。其中，研究论文存在两种不同的发展脉络：其一，对媒介效果方法的研究，检测效果研究存在何种问题，应该如何展开媒介效果研究。麦克劳德（Mcleod）、雪莉（Sherry）等在总结西方媒介效果研究时，勾勒了五个研究角度：效果的拓展、媒介内容的细化、关于媒介生产的阐述、关于受众能动性的概念以及过程、模式和分析层次。^［7］其二，媒介效果研究论文另一个方向为考察效果的研究现状，这种方法多采用元分析研究方法（mete-analysis）。

西方研究者已经从“媒介效果是否存在”的争论，转为对更多微观层面的分析；从“有限效果论”进入“回归强大效果论”阶段。O-S-O-R模式得到了发展，能够较为全面地考察效果发生过程中的主要效果。其中自变量包括接触媒介之前的个人基本情况（人口学变量、受众观念）、接触媒介的情况（内容、时间、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