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风险社会

随着工业社会不断发展，许多现代、后现代社会学家对“现代性”提出了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贝克、吉登斯为代表的社会学家更是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力图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开辟出“第三条道路”。贝克认为，处于前现代经验视域中的现代化正在为反思性现代化所取代。“反思性现代化不是意味着更少而是更多的现代性，一种针对古典工业构架的道路和范畴而被激进化了的现代性。”^［1］

贝克认为：“风险的概念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相关。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1］贝克认为，人类自身的决策以及行为方式产生了更多的风险。风险是一直存在的，只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忽视了它的存在。根据导致风险的原因，吉登斯把风险划分为存在于传统社会的外部风险和现代性社会中被制造出来的风险两种不同的类型。随着人类生活的不断进步，前现代社会中一直潜藏着的“风险”正一步步显现出来，并且日益发挥其强大的力量。环境污染的全球化、核泄漏事故与两极冰川的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等灾难已经显现出人类正在遭受其“生产”出来的风险，人类已然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

（一）风险社会的特征

在《风险社会》中，贝克阐述了关于风险社会的理论，具体而言，风险社会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①风险的全球性。尽管不同的地区面临不同的问题，但在现代社会中，风险日益显现出全球性的特点——化学农药的滥用、海洋污染与极端天气的出现正在世界各国不同程度地上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于事外，风险正肆虐全球。②风险的平等性。“贫困是等级制的，化学烟雾是民主的……风险在其范围内以及它所影响的那些人中间，表现为平等的影响。”^［1］在风险社会中，尽管人们仍有地位、阶级的差别，但在“飞去来器”^[1]的效应下，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逃脱风险的影响。③风险的难以感知性与不可计算性。“文明的风险一般是不被感知的，并且只出现在物理和化学的方程式中。”^［1］同时，今天社会的风险的后果是不可计算的。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核泄漏”事故、全球性的温度变化以及各类抗生素带给人体的“副作用”造成的损失早已超出了一国的范围，并且会绵延几代。④风险社会具有内生性与知识依赖性。传统社会的风险更多地表现为自然灾害，而现代社会中的风险具有内生性，多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因而现代的风险越来越难以预测，公众也越来越难以辨认风险，吉登斯认为，今天的社会公众不得不求助于知识和专家系统^[2]去认识风险。^［2］

（二）风险社会与中国

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认为，中国社会自鸦片战争以来开始了艰难转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更是呈现出十年一变的特性。申凡认为，社会转型是对我国目前社会发展状态的基本界定，中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又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三分范式的双重社会转型。这一阶段内的中国社会将面临着宏阔的社会期待与社会问题和矛盾的频现，是社会风险极大增多的时期。^［3］

与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风险还呈现出特殊性，贝克将中国进行的现代化称为“压缩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既加强了风险的生产，又没有给风险的制度化预期和管理留下时间。在其他语境中，甚至还可能存在着一种不具有各种第一现代性结构的第二现代性与前现代性的混合体。”^［4］当前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产业解构失衡，还面临着恐怖主义的威胁，特别是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的社会背景加大了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风险，中国正在进入一个高风险的社会。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的背景下，作为社会公器的大众传媒理应积极参与到风险社会中来。

掌握着界定风险权力的大众传媒在风险社会中拥有关键的社会地位。“知识在社会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类似地增长着，随之而来的是控制媒体塑造知识（科学研究）和传播知识（大众媒体）的权力。在这种意义上讲，风险社会同时也是媒体社会、科学社会、信息社会。”^［1］当前中国社会正日益信息化、网络化、风险化，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众传媒能够发挥其重要作用，造福于社会。但是，大众传媒在风险社会中还面临四重困境，这四重困境影响到其功能的发挥，甚至给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