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23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生一起恶性伤害案件，致一人死亡、三人重伤。这一事件迅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多家媒体对其进行了报道。在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当下，每起医疗事件就相当于一个风险事件。因此，媒体在做医疗报道的同时，也正是在进行着风险沟通。本文旨在从风险沟通的视角，考察媒体在该事件中的表现，进而探讨其在风险沟通中的作用和机制。

一 概念界定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其《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使用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并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在“风险社会”理论出现后不久，就有学者开始投身于有关“风险沟通”的研究。所以说，“风险沟通”是伴随着风险社会而产生的、作为细分出来的特殊科学传播领域中的新成员。它深深根植于社会学的肥厚土壤，同时又兼具传播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特点。

“风险沟通”一词于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环保署首任署长威廉·卢克希斯（William Ruckelshaus）提出，但正式出现是在80年代中期。80年代对“风险沟通”的界定最常见的有两个：①“在个人、团体、机构间交换信息和意见的互动过程。它不只与风险相关，还包括风险性质的多重信息和其他信息，这些信息表达了对风险信息或风险管理合法的、机构的安排的关注、意见和反映。”^［1］②“关于健康或环境的信息，在利益团体间任何有目的的交换。更明确地说，风险沟通是在利益团体之间，传播或传送健康或环境风险的程度、风险的重要性或意义，或管理、控制风险的决定、行为、政策的行动。”^［2］

以上两个定义都强调了“风险沟通”的信息交换功能，但前者强调交流的不仅仅是信息，还有意见的互动。也有学者批评后者将风险仅限于健康或环境风险信息。在此基础上，潘宁（Penning Rowsell）等人在风险情境中考察“风险沟通”，认为文化决定了风险信息，即风险信息并非中立的，而是受到文化的制约并在社会与政治情境中产生的。^［3］

因此，“风险沟通”是一个以公众感知为基础的、多元复杂的、信息互动与民主对话的过程。它至少包括三个要素：传递或交换的风险信息；风险传播主体之间的互动；一种有目的的行为，即主体间信息、意义的传递与分享。^［4］

风险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使原来仅靠专家、政府就能解决的问题变得复杂和难以解释。风险沟通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而公众的参与离不开媒体。公众通过媒体获知风险信息和政府的对策，通过媒体发表对于风险的看法和定义。贝克在其《风险社会》一书中认为：风险在知识里“是可以随意被社会界定和建构的”^［5］。因此，与科学和法律等专业共同掌握着界定风险的权力的媒体，在风险的建构和治理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就以“哈医大杀医”事件为例，探究媒体在风险沟通中的作用和机制。

二 “哈医大杀医”事件的重要媒体报道

“哈医大杀医”事件发生于3月23日下午16时30分左右。17时03分，哈尔滨市公安局南岗分局邮政街派出所接到110指令：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五号楼风湿免疫科医生被打，立即出警处置。当晚20时21分，人民网记者从哈尔滨市警方获悉消息后，首次以《哈尔滨医大一院医患纠纷酿血案 一死三伤》为题，报道了此事件。该篇报道全文只有85个字，但交代了所有的新闻要素，即“5W1H”。截至2012年3月23日21时46分，共有腾讯网、环球网、南报网、中国新闻网、新浪、凤凰网、中国广播网等40多家媒体转载了这一新闻。

腾讯网是转载人民网该篇报道的首家媒体，它将标题改为《哈尔滨医大一患者家属捅死医生 并致3人受伤》。在腾讯网的网页设置中，每篇新闻后都会附有“读完这篇文章后，您心情如何”的投票，其中包括“高兴”“感动”“同情”“愤怒”“搞笑”“难过”“新奇”和“流汗”八个选项。关于这条新闻的投票结果显示：6161个投票人次中有4018人次选择了“高兴”^［6］，占到了总投票数的65%。（见图1）正是这一投票结果持续引爆了此事件，不仅为其设置了新的议题，更使之吸引了更多的眼球。

最先关注这一投票结果的是中国医学界人士专业交流网站——丁香园。2012年3月24日10时29分，丁香园在其新浪官方微博中发布了一张关于腾讯网投票结果的截图，并评价称：“这幅图一定会载入中国历史”^［7］。该微博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内被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