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历史上，日本向来视朝鲜半岛为其战略要地。19世纪80年代日本确立大陆政策时就把朝鲜半岛作为其推行大陆政策、侵略中国大陆的跳板。1910～1945年，日本对朝鲜半岛实行了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在日本看来，朝鲜半岛既是日本登陆欧亚大陆的桥梁，同时，也是外来势力威胁自身安全的匕首。为了确保朝鲜半岛成为桥梁而不是匕首，日本必须参与朝鲜半岛事务，以谋求朝鲜半岛形势向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由于朝鲜半岛“停战体制”依然如故，冷战阴云至今未散，加之日本与朝韩两国之间存在的诸多痼疾，其关系始终矛盾重重。

1965年，日本同韩国签订《日韩关系基本条约》，双方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尽管日韩之间有领土纠纷和历史认识方面的分歧，但出于各自的战略利益都同美国保持军事同盟关系，形成了三国间的“协调关系”，这使日本在朝鲜半岛有一定的发言权。然而，由于日本与朝鲜尚处于敌对状态，其在朝鲜半岛的地位和作用大打折扣。因此，实现同朝鲜关系正常化，是日本在半岛事务上增强发言权、提高影响力以及扩大作用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日本同朝鲜先后举行13次邦交正常化谈判，尤其是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对朝鲜进行了两次被称作“破冰之旅”的“闪电式”访问，使得日本在介入朝鲜半岛事务、实现其“政治大国化”战略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由于根深蒂固的历史积怨、朝鲜核导弹问题和“绑架问题”等，双方各执一词，立场很难调和。日朝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不但受到上述问题的阻碍，而且还将受制于美朝关系的发展态势。

本文着重从日朝关系正常化谈判及小泉首相访朝的背景入手，探讨日朝双方所诉求的战略利益，进而揭示出小泉首相访朝背后潜藏的日本“政治大国化”战略的真实意图。

二 一波三折：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艰难历程

1991年1月，日朝两国正式启动邦交正常化谈判，截至1992年11月，双方会谈共举行8次。但是，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后，朝鲜声称“对日不能抱有任何期待和幻想”。^[1]并将其对外政策重心从谋求对日关系正常化转为对美直接谈判。恰在这一时期，日本政局发生动荡，战后延续38年的“五五体制”崩溃，长期执政的自民党跌落为在野党，失去了对朝交涉的主动权。加之，曾最积极地促进日朝谈判的金丸信因涉嫌“佐川快件受贿案”而退出政坛，而与金丸信一道访朝的田边诚也辞去了社会党副委员长的职务，双双失去了发言权。结果，朝鲜的对日交涉窗口实际上被关闭，日朝官方正式接触几乎完全中断。

1994年夏，与朝鲜劳动党保持友好关系的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士出任联合政府首相；同年10月，美朝在日内瓦签署《核框架协议》为日朝恢复邦交正常化谈判创造了良好的国内外环境。1995年1月15日，村山首相表示愿意促进与朝鲜的邦交正常化。3月，以日本前外相渡边美智雄为团长的联合执政三党（自民党、社民党、先驱新党）代表团访问朝鲜，与朝鲜劳动党共同签署了《关于恢复日朝邦交正常化的协议》，呼吁“为清算不幸的过去和尽早实现邦交正常化作出积极努力”。^[2]接着，双方于1996年在北京进行了两次高官接触。

但是，由于1996年9月发生的“潜艇事件”、翌年2月发生的“黄长烨亡命事件”以及同年3月已亡命到韩国的前朝鲜特工安明进关于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的证词和4月朝鲜货船走私麻药等系列“不祥事件”，两国关系变得更加疏远。尤其是1998年8月朝鲜发射“大浦洞1号”导弹和翌年3月在日本新澙海域发现两艘朝鲜可疑船只（日本称“间谍船”），使得日本国内一片哗然，舆论沸腾，朝鲜在日本国民中的形象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陷入低谷。

进入90年代末期，美朝关系出现松动。1999年9月，美国政府公布《佩里报告书》，将以遏制为主的对朝政策调整为以对话为主、遏制为辅的“一揽子接触”政策；同时，双方还达成“柏林导弹协议”，美国以部分解除经济制裁为筹码，获得朝鲜暂停试射导弹的承诺。美朝关系的良性互动，对于缓和朝鲜与周边国家及整个半岛的紧张局势产生了积极影响。加之，金大中政府所推行的对朝“阳光政策”，为长期处于僵持状态的日朝关系提供了宽松的国际环境。1998年12月，旨在重启邦交正常化谈判的两国外交当局的事务性接触在纽约进行。接着，日本自民党中山正晖议员和朝鲜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