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达14年之久的韩日关系正常化会谈，经历了无数次的中断与延期。在创下了唇枪舌剑的纪录后，终于在1965年画上了句号。两国政府签署的基本关系条约，不仅成为正式外交关系的起点，也给双方带来了更多的正面积极效应。韩日会谈清算了过去殖民地时期的问题，正式确立了两个主权国家的关系。给处在发展初期阶段的韩国经济注入了外国资本，为日本提供了一个具有魅力的出口市场。同时，在冷战背景下签署的这一基本条约，成了韩日两国与共同的盟友美国建立共同防御体系，以对付共同的敌人——中国、苏联和朝鲜的契机。韩日会谈自1951年10月21日开始举行预备会议之后，经历了多次破裂，至第七轮会谈才达成协议。韩日关系正常化取得了许多积极效应，而在实际会谈过程中却充满了波折，其原因何在？影响韩日关系正常化的因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本文将着重分析美国因素所产生的影响。

一 李承晚时期的韩日会谈

韩日两国间的会谈，最初始于朝鲜战争正在进行的1951年10月20日。当时，美国为了签署对日和约，劝导韩日两国就“旅日韩国人的法律地位问题”进行协商。^[1]但是，韩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对会谈都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实质上，韩日关系正常化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体系中所推行的世界政策的一个环节。美国企图将日本作为反共轴心，将韩国作为前沿阵地。即，美国以构筑美、日、韩三角同盟体系，来对付中国、苏联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同时，通过韩日关系的改善，可以让日本来分担美国对韩国的财政支援。因此，美国不断向韩日两国施压，敦促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美国敦促韩日实现关系正常化，还有一个目的可以说是为了巩固朝鲜战争的后方。朝鲜战争结束后，东西冷战的世界体系逐步形成，美国企图在东亚构筑与社会主义势力相对抗的美、日、韩三角同盟体系。因此，美国更加积极地敦促韩日两国进行关系正常化的会谈。事实上，韩日关系正常化的会谈是在外部力量的敦促下开始的。所以，会谈一直不顺，不断发生破裂—重新召开的局面，那是必然的结果。韩日两国有着根深蒂固的感情对立问题，也直接影响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尤其是李承晚的强烈仇日，更为会谈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1951年10月召开的第一轮会谈预备会议，是在联合国占领军司令部（SCAP：Supreme Command of Allied Powers）的主持下举行的。会谈一开始就出现了僵局。韩日两国意见对立，对会议的主题各执己见。韩国政府的态度多少带有一点感情色彩，提出了一揽子解决方案，要求日本发表不再侵略的声明、对于过去不道德的行为公开道歉并提供财政补偿、归还文化遗产和各种财产、对征用的劳工进行经济补偿、确定基本条约的模式、划定海上警戒线等。而日本政府则以尚无主权为由，^[2]主张将会谈的重点放在遣返旅日韩国人和确定海上国境线等眼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上，李承晚总统对于日本的态度非常气愤，单方面划定了“和平线”（Rhee Line），宣布朝鲜半岛沿海60海里的海域为本国领海。日本政府对韩国政府的决定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认为这已远远超出了当时普遍为3海里的国际惯例。^[3]就这样。韩日预备会议围绕着旅日韩国人问题和船舶问题等争论不休。在毫无进展的情况下，于1951年12月22日落下了帷幕。

第一次韩日会谈于1952年2月15日举行，会谈的主要议题是基本关系问题、财产请求权问题和渔业问题等。其中，韩日两国争议最大的是财产请求权问题。该问题的争论主要是因《旧金山和约》条款中的词汇解释引起的。对于韩国方面提出补偿27亿美元的要求，日本方面认为，日本已经放弃了留在韩国相当于23亿美元财产的权利。因此，提出了7000万美元的补偿方案。对于日本的这种态度，韩国采取针锋相对的做法。1952年，韩国以越过“和平线”为理由，扣留了约1000名日本渔民，并单方面向日本通报，会谈延期一年举行。

为了缓和韩日两国的这种对立，美国出面进行调解，以便使会谈能重新举行。1952年12月初，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韩国，与李承晚总统会谈时表明了要加强太平洋地区共同防御的立场，敦促韩国改善与日本的关系。1953年1月5日，李承晚总统应联合国占领军司令克拉克的邀请访问日本。访问期间，李承晚总统与日本首相吉田举行了会谈。两国首脑只是表示要在反共方面加强合作，但对两国的实质性问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