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齐斗（1649～1736），字士仰，号霞谷，朝鲜李朝（1392～1910）著名阳明学者。霞谷先祖郑梦周（号圃隐，1337～1392）为高丽朝著名的儒学家，在朝鲜儒学史上有“东方理学之宗”之称。^[1]霞谷为圃隐十一世孙，其与中国宋朝理学思想有很深的家学渊源。

在李氏朝鲜长达五百多年的历史上，朱熹理学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几乎与之相始终。其间，阳明心学虽在公元16世纪20年代就已传入朝鲜，但长期以来受到朱子学派的批判乃至官方体制的抑制，始终未能在学术界争得一席地位。就连霞谷的《文集》（下称《霞谷集》），^[2]也是作为家藏本存世，而一直未能公开刊刻行世，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终于得以整理出版。长久以来，在朝鲜朱子学“独尊天下”的情景之下，朝鲜阳明学几乎湮没无闻。关于朝鲜阳明学的学术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以尹南汉《朝鲜时代的阳明学研究》（集文堂，1982年）等专著的出版为标志，才开始步入正轨；进入90年代以后，朝鲜阳明学的研究更有了长足的进展。^[3]在当今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对自己固有文化历史的“自我认同”之意识日趋高涨的情势之下，对于长期以来湮没无闻的朝鲜阳明学的重新挖掘，并展开深入的学术研究，其意义将是深远而重大的。

以下先从霞谷在思想上转向王学，并与同党诸友辩难“心即理”以及“良知”等问题说起，最后就“无善无恶”这一问题，对霞谷思想中的心学因素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 转向王学

首先对霞谷的学思历程作一简单的回顾，以便确认其思想与阳明之关系。

根据霞谷门人李匡臣（号恒斋，1700～1744）的记载，霞谷初年从事于朱熹之学，然对于朱熹的“格致之训”、“即物穷理”之说终觉抵牾而未有所入。于是求诸周濂溪、程明道，觉其“道体工夫之实处，则浑全简易，未见有离析。至如心即道、道即心，心外无道，道外无心之说，尤有默契而妙合焉”。中年得阳明书读之，觉其致良知、知行合一之说“乃有发周程所未发者，遂乃跃然省悟，专心致知于此。非故欲求异于考亭，只是于根本大体与功夫入门处，不能无离合繁简之差而然。然尊信考亭，亦未尝不笃”。^[4]参照其他有关文献的记载，所谓“初年”，盖指24岁科场落第，绝意科举，专志经学之后，直至32岁以后转向心学之前的一段时期。在这一时期，霞谷对《朱子大全》、《朱子语类》的“义理精微、茧丝牛毛，靡不贯穿研索”，^[5]同时对于朱子学的一些重要问题——主要是“格物致知”问题——心存疑虑而不能释怀；所谓“中年”，盖指32岁左右，霞谷在思想上经历了一个读阳明书而“跃然省悟”的过程，从而转向阳明心学。不过，对于朱子学仍然“尊信”不已。

这段记述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霞谷由理学转向心学的契机在于如何解决与朱子学的思想对治（特别是有关“格致之训”）的疑问，在这过程中，霞谷由阳明书而得到启发，从而切入阳明心学之问题。就此而言，与出现于中国明代中晚期的一些阳明学者身上的思想现象——由于读到阳明的书籍（如《传习录》），进而从朱子学转向阳明学——实有相似之处。其次，尽管“跃然省悟”之后，在“根本大体与功夫入门”方面已完全信从阳明，但是对朱子学仍然尊信不已，这一点颇不同于阳明后学中的大多数心学家。这说明在李氏朝鲜奉行的朱子学“独尊天下”的学术体制之下，对于阳明学的禁忌即便在霞谷逝世以后依然是十分严重的。甚至有的门人弟子为避世之忌讳，而绝口否认其师曾经致力于阳明之学。譬如《年谱》绝口不提霞谷之于阳明在思想上有何渊源关系，而霞谷弟子沈錥则在《行状》中指出：“世人或窃疑先生为新建之学，而此于先生岂足为轻重也哉！”^[6]语气中显然含有否定的意思。在上述李恒斋关于其师为学经历的一段叙述之后，有一段行注，其云：“世之途听道说，不知考亭、阳明之为何道何学，视若儒释冰炭之不同，斥阳明为异端，讥先生为异学者，固不可与议。……至于门人后学不免承沿旧见，未能真知阳明之不为异端，而必欲弥缝掩护，或以为先生何尝为阳明学云尔，则是亦诬也。”^[7]从中亦可看出，霞谷之于阳明是否具有确定的思想关联，在其门人当中已然有不同的认识。就《霞谷集》所收《门人语录》来看，李恒斋的上述看法（特别是“跃然省悟”之说）毋宁是少数意见。

据笔者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