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罗德政府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呈现出一些特点。德国统一后，外交与安全环境都发生很大变化，且实力不断增强，施罗德政府期望在任期内通过一些政策调整来争取更多的德国利益，提升德国的国际地位，力争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然而，“9·11”事件后，施罗德政府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战略抱负受到美国单边主义的有力挑战，德美发生严重冲突，结果双方都付出重大代价，德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愿望难以实现。施罗德政府在后期不得不对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特别是德美关系进行再次调整，但已难见成效。

1998年，施罗德领导的红绿联合政府上台执政，对德国外交和安全战略来说，预示着继承与调整。何以谈继承，主要是二战后德国外交与安全战略的大框架依旧存在，新政府不可能对外交与安全战略做根本变革。然而，由于时代的发展，国际环境与国内政治的变化，施罗德政府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又必然作出一些调整。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德国统一后实力称冠欧洲，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希望摆脱历史阴影，在欧洲和国际舞台上获取与自己实力相等的地位。其二，冷战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应该更多地适应全球化、相互依存等新形势的变化。其三，与科尔不同，施罗德作为战后长大的一代，在历史问题上没有老一代的负担。他们更现实，更希望摆脱历史负担走向新的大国征途，更强调国家利益。在施罗德的讲演中，虽然表示不会忘记历史，但更注重“朝前看”，力求摆脱纳粹德国的历史包袱，强调对外政策应“基于民族利益而非道义责任”。其四，新的联合政府政党背景完全不同于联盟党。施罗德等新一代社民党领导人强调必须正视时代的变化，正视全球化、信息社会、生态社会、高技术竞争等时代挑战，强调改革，谋求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化。绿党则坚持民主、人权、和平、环保、反战等基本原则。这些政纲与政见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红绿政府的安全政策。

正是在这些背景下，施罗德政府有意对德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进行一些调整。

1999年9月2日，施罗德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讲话中强调：“任何一种外交政策首先是一种利益政策”，“宣称不追求任何利益的一切外交政策都是虚伪的”，“应当明智合理捍卫德国利益”。他多次批评科尔的欧洲政策是“以牺牲德国利益来解决欧洲问题”。讲话表明，施罗德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更注重突出国家利益，显示更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与之相关的问题是，什么是德国的国家利益？什么是德国应有的追求？施罗德政府对此的回答是：实现国家“正常化”，追求政治大国远大抱负。施罗德认为，随着冷战结束和德国统一，德国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应当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形象，争取与自己实力相应的国际地位。一个国家国际地位越高，对地区和国际事务影响越大，确保自己国家利益的能力越强。对于施罗德的大国抱负，德国政学界多数人是认可和赞同的。皮特·斯洛特迪杰克、埃贡·巴尔、格瑞高·舍根等都认为施罗德外交是“重回世界舞台中心”、“施罗德是实现国家正常化的第一位总理”。当然，其中也不乏怀疑论调。尤根·埃拉塞瑟警告说，要注意到这样会重复德意志道路，而“德意志特殊道路，意味着历史的负担和政治的挑战”。^[1]这种警告的潜台词是，德国如果寻求过多的自我，将会遇到麻烦。

执政初期，施罗德注意到了这一点，在走向政治大国的路径上努力把握继承性、调整性和策略性之间的平衡。

继承性主要在大的外交和安全战略布局上延续战后历届德国政府的基本政策。例如，施罗德坚持德国是西方一员的立场，“德国外交政策仍然受利益引导，并着眼于价值。它的基础始终是联邦德国持久地扎根于自由的民主国家圈子以及作为欧洲联盟和北大西洋联盟的一员”。^[2]

调整性指对前任的一些政策作出轻重缓急的调整。如在他的外交与安全战略布局中，重点从以大西洋联盟为首位改为以欧盟为首，并依次是大西洋联盟、东欧国家等。从中可以看出，施罗德政府是把欧盟列为德国外交的首要重点，希望通过进一步提升德国对欧盟的主导作用，加快欧盟一体化进程，将欧盟作为德国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基本战略依托。1999年德国利用自己在上半年担任欧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