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起飞是个谜吗

历史每讲一遍，都会有所改变。那些长久令人困惑和兴奋的历史谜题似乎永远不甘屈从于惟一的谜底。本文关注的正是这样一个曾被前人讲过无数遍，想必还要被后人讲更多遍，却依然保持“年轻”的话题：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缓慢爬坡后，是什么原因使西欧国家实现了突破性的增长？据估算，从公元前100万年至公元1500年，经过如此漫长的历史岁月，全球人均GDP仅艰难地增长了不到50%，且各地区之间的增长速度差异不大。16世纪后，西欧的增长却“突然”加速。根据麦迪逊提供的数据，从1500年至1820年，以1990年国际美元价格计算，西欧人均GDP从670美元增至1269美元，增长了89.4%；而西欧以外的世界则从532美元增至594美元，仅增加了11.7%。二者之间的差距竟有近8倍之多！

人均GDP增长参差不齐是否称得上问题或“谜”，还是有争议的。葛德斯通教授就曾明确指出，西欧国家当时经历的所谓“全盛时期”并不是什么“专利”。经济的显著增长为何出现在某些地区（如西欧）而不是其他地区，从超长期的角度看只是一种历史的自然过程。世界历史的长河蜿蜒流淌，类似的不平衡增长也曾多次发生在其他不同的国度、文明或地域。这些地区和民族亦曾把握住了历史机遇，通过文化扩散和商业交换，凭借政治制度的创新和拓展，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相对较快的增长。这种增长主要体现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城市和人口规模的扩张等方面。一个地区或文明达到“全盛时期”后，又总是趋向于一种均衡状态，或曰惰性状态。鉴于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精英们力图维护对他们有利的既有社会模式，技术创新的步伐便开始放慢甚至停滞，人口的超负荷增长导致制度坍塌，社会陷入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文明均有过被卷入到周而复始或“周期性荆轮”之中的经历。葛德斯通在历史的长期层面上同布罗代尔一样，是一位悲观主义者，看到的是历史的无为性。依照这种思路，把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上升到所谓“谜”的高度，似乎有些小题大做，无病呻吟。然而，这种斯宾格勒式的历史循环论，却不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因为400年前发生在西欧的故事太惊心动魄和耐人寻味了。毕竟，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的一个奇迹，还成功地迫使世界其他地区受它的奴役，又令它们纷纷追随和效仿，并由此影响了整个人类的生存和观念。更重要的是，这种“虚无主义”的历史观把学术研究，特别是经济史研究的任务或责任高度简单化了。更何况研究历史的真实动因往往是为了回答人类所面临着的现实问题呢！

本文讨论的属于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超长期增长问题。我们倾向于认为，“经济增长”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斯密式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主要导因于分工深化和市场规模扩大，它通常是产出总量和人均产量两个层面的同时增长；第二种为“熊彼特式的经济增长”，亦即作为技术和制度创新与扩散之产出的总量与人均产出的同时增长；第三种乃“粗放式增长”，它只涉及产出总量的增加而非人均拥有量的提高。本文关注的主要是指斯密和熊彼特意义上的长期经济增长。应该讲，这两种类型的经济增长相辅相成：分工深化与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与制度创新之间彼此作用、相互强化。

在进一步阅读了一些相关文献后我们发现，西欧特定的人口增长率、经济规模、市场运作状况、科学技术条件以及政治环境和制度氛围等诸因素，通常被国内外学者视作解答问题的关键。让我们特别感到兴奋的是，近十几年来历史学家的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若把历史的时钟拨回到16、17世纪甚至18世纪，西欧和中国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双方在总体上势均力敌。一些学者用实证方法，将当时中国和西欧社会经济的诸项重要指标逐一拿到天平上较量一番。结果表明，中国当时的综合水平至少不低于西欧国家。举例说，若以100作为1900年英国的人均工业化水平，按照这个参照系，甚至到了1750年，中国人均工业化水平为8，而西欧几个重要的国家分别为：英国10，法国9，德国8，意大利8，西班牙7。它们彼此之间的差距甚微。不仅如此，当时的中国与西欧国家之间还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相近的人口结构，类似的商业城市发展水平和规模，新的生产方式同样受到传统文化理念和制度的抑制。换言之，它们当时处于同一起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