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的历史演变和评价

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石油冲击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是导致G7首脑会议（G7）成立的两个历史背景。1975年，应法国的邀请，英、美、德、日、意大利和法国的政府首脑在巴黎郊区的朗布依埃召开了会议，讨论了国内和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经济、政治议题，并一致认为需要加强往来。1976年美国前总统卡特召集六国首脑以及加拿大政府首脑一同在波多黎各的圣胡安开会，从此G7开始机制化。1998年俄罗斯的加入，使得G7转变为G8，但是俄罗斯只参与政治议题的讨论，对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而言，G7仍然起着主导作用。

建立G7的目的主要在于共同管理世界经济、缓解由于相互依赖对各国带来的压力，使得政府首脑能够摆脱官僚体系的束缚更有效地决策。G7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只是一个非制度化的论坛，主要由“具有相同意向的国家”的领导人就重大国际问题交流看法，达成共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各国之间政策协调的加强，G7已经逐渐演变为一个多层次的体系。首脑峰会体现出总的意志，筹备首脑峰会的特别小组由领导人特别助理、来自外交部和财政部的两个助手组成。部长级会议逐渐和首脑会议脱离，并集中于各个领域的具体专题。部长级会议中较为重要的是外交部长会议与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G7通过对各国国内政策的协调以及对全球经济政策的引导，能够对世界经济的进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根据Putnam和Bayne的著名研究，以及Bayne所做的后续研究，可以将G7的历史演变划分为以下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5～1980年，属于G7的首创阶段。议题主要是经济政策的协调，这可能和当时各国的政府首脑大多出身财政部长有关。Putnam的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G7会议非常活跃并富有成效。

第二阶段从1981年的加拿大渥太华会议到1988年的多伦多会议。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逐渐转移到部长级会谈。首脑峰会讨论的话题主要集中于非经济政策。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包括：启动乌拉圭回合、减免债务问题、讨论恐怖主义等。

第三个阶段是1989～1994年。这一时期的背景是冷战的结束。因此，话题集中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同时也开始讨论环境问题、毒品、反洗钱等。对贸易和债务的讨论仍然在进行。随着议题的增加，宣言的篇幅逐渐增加。1992年之后开始精简议题。

第四个阶段可以从1995年算起，话题主要集中在对国际组织的改革方面。同时也较多地考虑非政治问题：恐怖主义、毒品、反洗钱、核扩散、国际犯罪等。

从理论上讲，由于G7/G8创造了少数国家领导人之间的重复博弈，而且相对而言又不会受到各国国内政治的直接制约，所以应该能够更多地促进国家间的合作，但事实上，根据George Furstenberg和Joseph Daniels的研究，在1975～1989年间的历次峰会所达成的协议中，最终得到有效执行的很少。他们对此的解释是：由于选举制度，各国领导人的决策时域非常短促，因此他们执行协议的积极性不足，同时，他们又非常乐于通过积极表态、政治作秀争取选票。这导致了G7/G8会议上充斥着夸夸其谈。此外，有的学者也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G7几乎是各国首脑间一起会谈的惟一场合，但是自90年代以来，通过国际性和区域性的会议，各国首脑有了更多的相互磋商的机会，对于G7的需求也有所减少。

通过分析G7历次会议之后的履约程度，我们可以发现影响G7绩效的主要因素：（1）峰会和部长级会议的制度化程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可以看出，峰会和部长级会议的制度化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1996～2003年之间G7召开的部长级会议次数占总次数的60%以上，而且后续会议的次数也有明显提高，这期间召开的后续会议占G7后续会议总数的56%。1996～2003年期间，G7/G8的机构数为46，而1989～1995年期间的机构数只有20个。制度化程度的提高强化了G7机制的内部分工，尤其是一些针对特别议题的部门成立之后，对于相关议题的会前咨询和会后执行带来了好处。（2）G7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机构的控制能力。如果G7对国内政治的控制能力强，能够充分得到国内各党派、各部门以及不同利益集团的支持，G7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就会更加有效。这从美国国内选举对G7会议的影响能够看得出来。当美国处于选举年的时候，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政治风险，美国在G7会议上就会表现得更少主动性。G7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都有很深的控制力，而G7的很多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