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货币政策开始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折性特征，即从以往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逐步转变为强调其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然而，即使经过较长的时滞，扩张性货币政策没有呈现出明显的作用。因此，学术界开始加强了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讨论，并且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货币供给内生性方面。

一 理论回顾和研究综述

货币供给内生性是当前国内学术界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一个中心论题，并且一般地都将理论渊源追溯到格利和肖（1989，中译本）。从格利和肖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区分外生货币与内生货币的最终标准都是从私人部门（或更准确地说是经济系统）的角度看货币的发行能不能使其资产增值。内生货币对整个私人部门而言不能算作一种资产，或者说不能作为私人部门净值总额的一部分。因为它代表了私人部门中一部分向另一部分的借债，因而可以相互抵消。而且，在他们的第二种模型中，债务是一种通过政府货币局和银行局而形成的间接债务。外生货币可以被私人部门作为一种资产，因为它是政府部门购买商品和劳务给私人部门带来的相应收入。King（1983）在货币供给内生性与理性预期理论之间建立了理论联系。Gavin和Kydland（1998）建立了一个包括技术变动和货币作用周期的模型并使用1979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货币供给对周期模型中的实际变量几乎没有影响，但是对名义变量却有显著的影响。国际上关于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研究大多是以发达经济为案例的，Woon和Sheong（2000）使用美国的经验数据证明了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相一致，并且在最近的联邦基金目标中，较紧的货币政策对货币需求有明显的影响。

国内对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研究，主要是从经验研究的角度，使用协整方法对中国货币供给进行外生性检验。万解秋和徐涛（2001）使用1994～1999年的数据进行研究的结论是，中国的货币供给已经有了较强的内生性，而且相对于M₀和M₁，M₂供给的内生性更明显。他们对此的解释是银行和居民对经济做出的反应改变了货币乘数和中央银行对货币总量进行控制的能力，从而影响了货币供给，使之具有很强的内生性。魏巍贤（2000）使用1978～1998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其结论是：在改革期间，尽管货币变量是经济活动的弱外生变量，但不是超外生变量。他认为，使用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会受到体制变迁和制度变化的强烈制约。超外生性检验结果表明，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机制会随着政策变化而变化。冯玉明等人（1999）利用1988年第四季度到1998年第一季度M₀、M₁、M₂和GIP数据，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也得出中国各层次货币供给总量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一定的内生性的结论。其原因在于企业投资软预算约束和中央银行作为金融体系最后担保者，被迫向银行系统追加贷款的货币供给“倒逼机制”以及在结售汇条件下人民银行外汇占款增加而引起对基础货币扩张缺乏有效的自主控制能力。徐龙炳和符戈（2001）利用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马来西亚1967～1998年的数据，使用协整和因果判断得出了三点结论：由于金融工具的增加，货币供给计量变得模糊，M₁与经济的稳定关系消失；尽管M₂与经济关系比较稳定，但是中央银行却很难直接控制M₂，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果；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逐渐增强。尽管他们简要指出了造成上述结论的原因，但是都没有进行更具体的说明和研究。

其实，货币供给内生性问题也是从货币定义研究中自然延伸的一个问题。因为按照“迪维西亚指数”（Divisia Index）的分析方法，由于金融部门内全部资产的流动性是一个连续的光谱区间，那么货币资产与金融资产之间的差别就可能仅是一个程度问题，而不是分类问题。例如，尽管商业信用不能作为最后支付手段，但它的确可以在扩大生产和交易、冲消互欠款项方面起到货币的作用。所以，使用金融资产的加权求和才是测算货币总量的惟一方式。从实用的角度看，在设计货币政策时，作用目标、作用期限以及作用强度上有多少种类别，货币的定义也就有多少种。如果我们把资产的货币性与流动性联系起来，那么金融资产与货币资产的划分就成了一个无头案，因为一切资产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货币性质。无论是从货币本质出发，还是立足于制定、实施货币政策，取流动性的任何水平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