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新贸易理论关注收益递增、产品多样化、垄断竞争、创新与模仿、分工与专业化等因素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希望能够解释赫克歇尔-俄林（H-O）理论不能解释的产业内贸易、产品周期等现象。并且在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知识和技术也由北方扩散到南方。受国际贸易中的技术扩散因素的影响，南北贸易出现了一些新现象（Coe and Helpman，1995；Coe et a1.，1997；Keller，2001、2002）。

最近20年来引入到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这些因素正好是基于内生技术变迁的新增长理论（Romer，1986、1990；Lucas，1988；Aghion and Howitt，1992；Grossman and Helpman，1991a）的核心内容。此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国际贸易所带来的技术扩散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也是增长理论家们感兴趣的问题之一（Grossman and Helpman，1989；Rivera-Batiz and Romer，1991a、b；Frankel and Romer，1999）。^[1]所以，南北贸易问题受到国际贸易理论家和增长理论家两方面的关注就不足为奇了。

在内生技术变迁的框架下讨论南北贸易问题，就不得不涉及产品周期理论（Vernon，1966）。任何一种创新性产品，开始的时候是在发明这种产品的北方国家生产，当这种产品的生产技术逐步变为一种成熟的标准化技术时，这种产品的生产就逐步转移到要素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当更新更好的产品发明后，该产品也就走到了它生命的最后阶段。

Krugman（1979）首先把产品周期的概念引入南北贸易模型。但是在Krugman的模型中，不但北方国家的技术变迁是外生的，而且技术从北方向南方的扩散也是外生的。Dollar（1986）基于Krugman的框架讨论了资本流动对南北贸易的影响；而同样基于外生技术，Flam和Helpman（1987）将产品的垂直差异引入到南北贸易模型中来。一直到Segerstrom等人（1990）之后，经济学家们才真正开始在内生技术变迁的基础上讨论产品周期和南北贸易问题。在Segerstrom等人（1990）的模型中，产品创新是依次发生在现存的各个产品上，每一次新产品的发明就会淘汰一种旧产品。同时，一种新产品在专利期限到期之后会变成一种标准化的常规产品而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因而北方国家也由以前该产品的出口国变为进口国。但是，现实中产品的创新并非像Segerstrom等人所描述的是一种产品接着另一种产品那样依次进行的，产品的创新是同时随机发生在各个产业。此外，由于他们假定专利的期限是外生给定的，即技术从北方向南方的扩散是外生给定的，这样他们的文章也不能说明南方国家内生的技术变化问题。

针对Segerstrom等人（1990）的缺陷，Grossman和Helpman（1991b）提出了一个内生产品周期的模型。他们认为，北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向南方国家扩散的主要途径是南方国家有意的技术模仿。在他们的模型中，不但北方国家的技术创新是内生的，南方国家的技术模仿也被内生化了。不过，Grossman和Helpman（1991b）主要是基于Romer（1990）水平创新（horizontal innovations）的框架，这就使得他们的模型更像一个北方创新—南方模仿的模型，缺少产品周期中新产品完全取代老产品这个阶段。针对这一问题，Grossman和Helpman（1991c）将产品质量阶梯（quality ladders）引入对南北贸易的分析。^[2]创新发生在北方国家，而技术从北方向南方的扩散表现为南方国家对于北方国家产品的模仿。北方国家开发出新的产品，然后被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南方国家所模仿，南北方企业之间Betrand竞争使得北方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北方国家通过研发下一代质量更好、生产率更高的产品重新夺回市场，将南方企业赶出市场。反过来，南方企业通过模仿北方国家新一代的产品同北方国家展开竞争，南北方的经济竞争表现为这种创新—模仿—再创新—再模仿的形式，产品的质量也在这种竞争中不断提高。

遗憾的是，基于产品周期的动态贸易模式在经验上并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Gagnon和Rose（1995）通过研究美国各产业的贸易平衡问题认为贸易模式的动态演变实际上微不足道，南北方这种基于产品周期动态的贸易结构实际上也并不显著。Feenstra和Rose（2000）采用与Gagnon和Rose（1995）不同的研究方法却支持了Vernon产品周期的假说。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对美国进口面板数据的分析上。他们的分析表明：对于很多产品，对美国出口的各国总是呈现出一种序列，即总有一些特定的国家率先对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