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社会转型的失败，国际学术界认为已经是一个事实，是实证性的记录（empirical record）。其转型经历表明，以“华盛顿共识”^[1]为指导的转型政策，在这些国家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良好绩效，反而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对于这些国家在转型期出现的经济危机和各种社会问题，已经在国际上引起日益广泛的探讨，研究转型问题的资深学者及政府人士，都在反思并探讨其原因。

本文试图从“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理论渊源——新自由主义学说在俄罗斯的实践及其效果的视角，对俄罗斯前10年的经济转型做一定的分析与评述。

一 新自由主义转型政策的出台

20世纪70～80年代，新自由主义学说逐渐盛行，并在西方理论思想界中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2]1990年，美国学者约翰·威廉姆逊指出，许多国家对在拉美国家所实施的10项政策工具已达成共识。^[3]这是“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政策的雏形和标志性事件。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凭借其能够提供贷款与推进结构改革等手段，在拉美和俄罗斯、东欧等国家积极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政策。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出台，新自由主义学说迅速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蔓延，这一理论以及政策迅速成为这些国家制度转型与改革的政策和理论依据。“华盛顿共识”已然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的“新”意所在，其核心思想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由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市场定价（‘使价格合理化’）、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有的学者明确指出“华盛顿共识”的本质内涵，认为它具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三重特性。^[4]

20世纪90年代初，在俄罗斯等转型国家中，尽管人们都承认建立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是转型的总体目标，但是对于什么方式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法，却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和截然不同的观点。^[5]讨论集中在“市场原教旨主义”方面，因为独联体和中东欧国家当时大都采取了类似的转轨战略，这一转轨战略反映的是这些国家大多数执政者当时的主导思想，并得到国际著名学者和IMF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随着前苏联解体、中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新自由主义学说迅速传播到一些转型国家。“休克疗法”作为激进转轨的重要政策工具组合，新自由主义又作为“休克疗法”的理论支柱，成为这些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主流观点而被一些国家的政府用于转型实践，并且对转型过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对此曾经指出，以新自由主义为主旨的“华盛顿共识”，是在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经验的“催化”下形成的，但是拉美国家从来没有在“华盛顿共识”中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然而，它却能够在90年代在捷克和俄罗斯等国家被推行。在俄罗斯推行的背景是：由于俄罗斯向自由市场的转型几经失败，俄自认为原因在于其缺乏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政策、策略与理论指导，西方的顾问们和国际经济组织出于政治等方面考虑，将“休克疗法”这一政策推荐给俄罗斯。一方面，“休”式的激进政策与俄激进民主派政府当政者叶利钦、盖达尔等人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的激进主张相吻合，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当时包括东欧国家在内的大多数转型国家，对于西方市场经济普遍存在着一种幻想，认为一旦抛弃社会主义就可以进入市场经济。特别是在俄罗斯，当时迫于国内经济恶化、面临危机的社会压力，西方国家趁机对俄既拉（给以经济援助）又压（迫使其接受西方价值观），俄顺从了西方国家和组织提出的转轨政策以及其他要求，接受并推行“休克疗法”，试图通过这些措施快速完成经济转轨。可以说，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及其政策工具，对于俄罗斯等转型国家经济转轨过程和市场运行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

二 新自由主义学说在俄罗斯的推行及争论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起始阶段，俄政府和学界围绕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在政策和理论方面发生了激烈的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