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亚国家独立以来，中国的中亚外交总体上是正确和有效的。中国与中亚各国建立了良好的双边关系，经贸合作持续发展，安全合作卓有成效，开通了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得到巩固，中国在中亚的影响不断增强——这都是中国中亚外交成功的标志。不过，中亚形势在变化，特别是2010年的吉尔吉斯斯坦动荡，以尖锐的形式给中国提出了新问题。本文即是以此为背景，试图对中国中亚政策的一些问题做一探讨和反思，并提出作者还不很成熟的看法和建议。

关于不干涉内政原则

在吉尔吉斯斯坦2010年的动荡中，中国保持着低调姿态。中国的做法是表示一般性的良好愿望，提供一定数量的援助，在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局势基本明朗后，派出代表团访吉，确保双边关系^[1]。此外，中国组织了大规模的紧急撤侨行动。可以说，中国的基本目标是自我保护，但不介入事件。换句话说，中国是置身事外，静待事件的结局，不明确表明政治态度，不试图对事态施加影响。

中国的政策有其理论根据，即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在实践上，这也是中国最习惯的做法，它符合中国的外交文化和思维特点。这种做法有明显的优点。它体现了中庸的特性，政治上不偏不倚，策略上留有余地。不支持和得罪任何一方，也不承担政治责任。不管结局如何，都为双边关系保留着空间。

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应该坚持，中国外交的中庸特性也不应改变。不过，任何外交模式都有强处和弱处，任何原则也不应机械地运用。以不干涉内政原则来说，应确切界定它的内涵，并应看到它的外延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的。对中庸的外交文化而言，它不应是机械地在任何问题上保持不偏不倚，而应是在总体外交上保持平衡和兼顾。

在这两方面，中国在吉尔吉斯斯坦动荡中的做法都值得探讨。

其一，内政是相对的概念，它的外延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动态变化的。在当今世界上，由于全球化的进程，国家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利害关系的交织越来越深刻，相互影响越来越大，内政的外延也越来越缩小。许多原来被认为是内政的问题，现在已经不纯粹是内政了。相应的，在不干涉内政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它的运用也需适应时代的变化和现实的情况。

其二，应在不干涉内政和建设性介入之间做出区分。在当今的国际实践中，建设性介入已被普遍接受，并越来越被认为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的责任。在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帮助调停矛盾、缓和危机、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引导事态向和平稳定方向发展——这被认为是建设性介入，而不是干涉内政。相反，那种不管他国混乱到什么程度都不予过问的做法，反而越来越被认为是缺乏责任感的行为。当然，在建设性介入与不干涉内政之间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它可能存在着灰色区域，它很容易被逾越甚至被滥用，这是应当十分注意的。

其三，就吉尔吉斯斯坦动荡而言，它是由内部问题引起，但其发展已超出了内政的范畴。吉尔吉斯斯坦动荡对地区的稳定形成了重大威胁，造成了严重的难民问题，使吉乌面临冲突乃至军事对抗的风险。一旦吉尔吉斯斯坦形势失控，国家将陷入混乱或内战。这将恶化整个地区形势，极端势力会迅速膨胀，甚至可能试图夺取政权。大动荡将使地区的发展议题被打乱，一些国家间会出现紧张关系，有可能引发边界和民族冲突。它可能的后果之严重，将使所有周边国家和整个地区都深受其害。

其四，在吉事件中，上合组织的一些成员特别是俄、哈选择了积极介入的政策，美国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的行为没有被认为是干涉内政。对于集安组织准备参与解决危机，中国也表示了理解^[2]。事实上，外部的介入对吉尔吉斯斯坦局势的控制起了重要作用。哈萨克斯坦和欧安组织出面安排了原总统巴基耶夫的出走，这被认为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南北对抗^[3]。美国的从中调停也有积极作用。以此推论，如果中国介入，它同样也不应被认为是干涉内政，而且，介入可产生正面作用。

由以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干涉内政原则不妨碍中国采取建设性介入的政策，介入也不一定违背不干涉内政原则。中国在吉尔吉斯斯坦动荡中的不介入实际上与不干涉内政原则无关。

建设性介入政策

在明确了不干涉内政和建设性介入之间的关系后，不介入作为一种政策已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