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吉斯斯坦“4·7”事件是2010年中亚地区局势演变的焦点，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牵动着各大外部势力的敏感神经，何去何从这一攸关前途命运的难题再次严酷地摆在中亚各国面前。“4·7”事件不仅是吉尔吉斯斯坦政局转折的一个分水岭，也是整个中亚形势进入一个新的演变阶段的重要标志，从中折射出中亚地区形势嬗变的基本轨迹。

一 政治改革日显迫切，中亚政局变幻莫测

2010年4月7日，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利用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情绪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导致朝野严重对立，最终酿成重大流血事件，巴基耶夫仓皇出逃，吉尔吉斯斯坦一夜变天。各反对派共推奥通巴耶娃出面收拾乱局，解散议会，组成临时政府，迅速逼迫巴基耶夫离境流亡，逐步掌控全国局势。但受内外各种复杂因素制约，临时政府始终未能完全掌控局势，导致吉南部无序状态愈演愈烈，最终爆发大规模民族骚乱，造成惨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毁，并引发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吉局势危如累卵。为尽快走出危局，临时政府顶住压力举行全民公决，赢得广大民众对新宪法支持，开启吉国乃至整个中亚地区议会制先河，继而如期平稳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但无一政党获过半席位，新政府组建和运转平添变数，吉局势扑朔迷离，变幻莫测。

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剧变再次凸现出中亚政治改革的迫切性和严峻性。从独立之初中亚各国盲目照搬西方民主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普遍实行总统集权制，从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爆发“颜色革命”到2010年吉修宪改行议会制，中亚国家的政治改革可谓一波三折，曲折反复，始终处于艰苦的探索和时缓时急的演变之中，至今远未定型。吉尔吉斯斯坦剧变充分说明，中亚现行的政治体制远非“高枕无忧”，而是又进入一个大变革的前夜。种种迹象表明，吉尔吉斯斯坦开启中亚议会制先河虽有操之过急之嫌，存在明显的“先天不足”，但不能不看到，这是吉尔吉斯斯坦历经两任总统的家族式统治后作出的既无奈又必然的选择，说明总统集权制在吉尔吉斯斯坦已走进了死胡同，新的领导者必须另辟蹊径，否则难以立足，取信于民。

环顾整个中亚地区，虽然其他国家的政治改革不像吉尔吉斯斯坦那样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但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在明显增多，潜在隐患不可小觑。首先，中亚现行的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格局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应运而生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亚国家尝试全盘“西化”，结果导致国家政局动荡不安，经济濒临崩溃，民众生活每况愈下，国家陷入破产边缘。面对严酷现实，各国普遍痛定思变，逐步加强总统集权，确保全国政令通畅，统一步调，从而迅速改变了国家混乱无序状态，促使社会和民众生活重回正轨。应该说，总统集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确保各国独立、稳定国内局势、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其历史功绩不容抹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这一体制本身的弊端日显，诸如唯上是从、长官意志、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效率低下、体制僵化、活力不足、人浮于事等痼疾严重掣肘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面对国内外诸多新问题、新挑战明显应对乏力，缺乏良方，颇有“江郎才尽”之感，是到了必须动大手术的时候了。其次，在这一体制下，家族部落势力为所欲为，弄虚作假横行肆虐，贪污腐败愈演愈烈，贫富差距明显拉大，社会矛盾日渐突出，民众失望情绪蔓延高涨，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尽管各国当局都在吸取教训，加紧内部整治，但治标难治本，很难从根本上扭转危局。再次，中亚国家在位的开国之父，如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等是中亚总统集权制得以维护和延续的重要保障，但纳、卡均已步入人生暮年，政权交接只是时间问题。从目前迹象来看，纳、卡都未选定适合的接班人，也未着手考虑急流勇退，进行身后安排，哈、乌这两个中亚大国的最高权力交接和过渡仍云雾叠嶂，令人担忧。哈、乌能否实现政权交接“软着陆”直接关乎整个中亚政局的稳定。

从吉尔吉斯斯坦剧变来看，中亚国家的政治改革很难同步进行，多元化将是未来中亚国家政治改革的基本趋向。吉一直是中亚政治改革的先行者，从阿卡耶夫力图建立中亚民主样板到巴基耶夫执政初期制宪危机一直到2010年吉开中亚议会制先河，吉政治改革一直走在中亚各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