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五国，即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均为苏联解体后新独立国家。由于五国处于欧亚大陆腹地，临近俄罗斯、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在欧亚地缘政治版图上扮演着“砝码”甚至是“轴心”的作用。五国国小力弱，在建国和转轨的过程中深受各种安全威胁之害，考虑到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形势，五国是否稳定攸关周边安全乃至全球安全。与此同时，五国利用自身能源和资源较丰富的优势把扩大能源和资源生产与出口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吸引了各种外部势力参加所谓的“大博弈”。

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博弈”^[1]相比，当下的“大博弈”至少有四个特点：一是中亚五国首次作为独立主权国家出现。五国作为博弈的主体，通过积极的多边平衡外交趋利避害，寻找和拓展本国的生存空间。二是“大博弈”的中心首次从阿富汗转移到中亚五国。三是在全球化、新技术的媒介作用下，中亚五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及其引发的效应前所未有地增强和放大。与此相关，五国内部的问题，包括政治和经济发展进程、能源、环境、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外部世界亦产生重要影响。五国独立19年来，中亚地区的内部分化或者说异质化，以及五国与外部世界的一体化，并行发展，构成欧亚地缘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道独特图景。四是参与“大博弈”的主要角色由英俄和英苏变成美俄，加之其他势力的参与和博弈工具的多样化，使博弈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

本文聚焦于2010年中亚五国外交，通过分析中亚地缘政治形势以及中亚五国外交的变化，旨在探寻中亚五国外交变化的内在规律，在此基础上对2011年的中亚五国外交做出预测，从而为中国的中亚外交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 中亚地缘政治形势的新变化

独立19年来，中亚五国的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总体而言，有两点主要变化：

其一，从中亚国家的角度看，独立初期的中亚国家对于自身的发展、得到国际社会认可、与国际经济一体化有很高的期待。中亚国家急于相互之间、与外部世界建立紧密的联系。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中亚国家就建立了中亚联盟（1994年1月哈、乌、吉成立，1998年塔加入），加入了联合国、独联体、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安组织、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等国际合作机制。此后，中亚国家发现，这些国际和地区合作机制在维护本国安全和发展利益方面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特别是2010年吉尔吉斯事件发生后，中亚国家出现了“现存机制不能有效维护地区安全”的声音。^[2]而且，有些机制因为其约束条件不完全符合中亚国家的情况或者有悖当权者的利益而被中亚国家拒绝，导致这些合作机制或者作为不大，或者名存实亡。在这种情况下，中亚国家在继续寻求国际合作的同时对于合作风险的防范意识增强，合作的工具性意义突出，合作的难度增加。

其二，从外部力量的角度看，中亚五国的地缘政治地位比独立初期有显著提升。这其中，里海能源开发热、“9·11”事件、颜色革命等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每一次中亚地缘政治地位的提升都源于大国对中亚的利益诉求增加。而大国对于中亚的利益诉求的变化又与国际环境的变化、大国以及中亚国家的力量消长有直接的关系。在大国对中亚增加关注的同时，对中亚的力量投放增多，对中亚的渗透程度逐渐加深，因此大国彼此之间的利益交织和碰撞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大国之间、国际组织之间相互协调和沟通的客观需求增加，彼此在中亚合作的难度越来越大，在能源等一些关乎自身利益的问题上谈判的空间越来越小。

具体而言，2010年中亚地缘政治形势主要有三大变化：

第一点变化在于，俄美在中亚再次出现协调一致的情况。纵观中亚国家独立19年，俄美在中亚的关系基本上以竞争为主、合作为辅。俄美首次比较突出的协调一致是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当时俄罗斯出于维护自身安全利益考虑，对美国作出让步，同意美国和北约军队进入中亚，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设立军事基地，为美国和北约的阿富汗反恐战事提供后勤服务。此次的情况相反，当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骚乱后，美国默许了俄罗斯的主张，某种程度上对俄罗斯作出让步，允许和听任俄罗斯干预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安排。

俄美能够在中亚事务上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