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临近前，有两家文化单位分别评选了中国年度汉字，一家评“控”，另一家是“限”。虽然两个字没有权威机构的认证，却相当程度地反映了2011年中国国内购房、购车、物价等状况的紧张程度与人们的生活意愿。其实，两个字推广至国际多变局势，同样也适用。因为2011年是全球巨变年，各国的“控”与“限”都显得有一些吃力，而2012年，全球巨变不确定性的大序幕缓缓拉开，随之出现挑战与机遇也将渐渐呈现。

一 2012：个人意识觉醒会再次全球爆发？

2012年最大的看点是，贯穿此前一整年的“个人意识觉醒运动”会不会再爆发？从2011年初的“阿拉伯—北非之春”到“印度、伦敦之夏”、“华尔街之秋”，再到所谓的“莫斯科之冬”，在2011年初，或许谁都想不到，整个一年竟会发生如此多的社会混乱。如果把从席卷地球东西南北数十国的抗议人数粗略相加，估计有数千万甚至近亿之巨。这样的抗议“共振”在世界历史上都算是罕见的。美国《时代》周刊将2011年度人物定为“抗议者”很确切。不足的是，它封面图片用了阿拉伯人的蒙面肖像，让人很容易误以为抗议者只在中东北非国家。事实上，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抗议者的诉求，与在伦敦、悉尼、纽约游行队伍的呐喊，在本质上没有区别。他们所处国家的政体各异，发展水平悬殊，抗议口号不同，但目标却都是为了个人权利与社会正义。

就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2011年5月发表在《名利场》上的那篇著名的《1%的民有、民治和民享》一文中所说：“一小部分人群——不到1%——控制了绝大部分的财富与权力，种种腐败已成痼疾，渗入日常生活。”斯氏在文末强调必须重视个人权利与社会福利，并警告：“什么时候会轮到美国？在很多重要的方面，美国正变得跟那些遥远的、动荡的国家一样。”几个月后，“占领”运动从纽约发端而席卷全球。

全球范围内的政治觉醒对传统的治理秩序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超越了政治体制的差异，也跨越了国家发展水平的高低，而在于各国边缘人口（包括失业者、中低收入者、政治失意者、独立知识分子等）的意识交流、情感分享、价值认同及政治动员。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四年前曾在《美国与世界》一书中预言，21世纪的挑战来自全球政治觉醒，即第一次，全人类在政治上积极起来。最近四五年来，互联网新技术（如推特、脸谱网等）迅猛发展，促使人们通过信息渠道迅速地聚合，为了相互认同的政治目标而“奋斗”。无论是开罗解放广场的“穆巴拉克下台”口号，还是纽约曼哈顿岛的“惩罚金融家”标语，“个人意识”在互联网新技术普及的背景下“空前被唤醒”，节奏统一，目标明确，批判有力，效果卓然。在“觉醒”的个人意识里，中东、北非与欧洲、美国都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尽管前者以数个政权的坍塌为阶段性成果，而后者则随着冬季的来临陷入低谷，但个人对平等权利与财富权利追求，却将成为普世性的奋斗目标。2011年底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的社会示威会不会是2012年全球级抗议的预兆，还很难讲；但可以确定的是，世界各国的重大发展目标必须是，将民众个人权利的实现控制在多数人满意的分值区间内。

二 2012：欧美危机高潮会继续恶化？

2012年第二大关注点应是欧美危机的走向。此前一年，如果说个人意识的觉醒在各国国内表现为社会抗议，在国际范围内则已演化成了西方民主神话的破灭。这是继2008年美国金融泡沫破灭后的再一次西方大危机。几乎整个世界都在反思，为什么民主制度不能预见与防止金融危机？为什么原本深信不疑的选举制度纠错功能，反而退化为无休止的、耗费巨大的政治推销秀？如何才能解开选举政治中承诺社会福利，却必然导致债务累积越来越高的这个结构性症结？等等。这些疑惑在学术层面早已有批判，但在大众层面却出现人类当代史上罕见的全球质疑。欧美舆论中出现诸如“民主的终结”、“美国时代的终结”之类的说法频率相当高。或许，弗朗西斯·福山的新著能够给出一些思考的端倪。在其“历史终结论”20周年的夏季，他在出版的新著《政治诸秩序的起源》中写道：“当政治体制不能很好地适应改变了的环境，政治衰败就会出现。”但问题在于，近年来出现衰败征兆的西方政治制度，是否会在2012年出现明显转机的迹象呢？

对此，有人比较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