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金融资本本质属性的寄生性和投机性

货币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占有支配性的地位。它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尺度——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直接和现实的形式，而且能够带来新的价值。因为商品生产循环必须以资本家用货币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才得以开启，最后又以交换价值在货币形式上实现为终点——只有卖出商品，重新换回货币，生产循环才算结束，且这一交换价值是增殖了的交换价值。借贷资本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生产的价值增殖逻辑。货币所有者仅仅凭借货币所有权，通过转让其使用权，就能获得报酬（利息），从而借此取得瓜分剩余价值的权力，它充分体现了资本的“以钱生钱”的纯粹逻辑。对“以钱生钱”的偶像崇拜在生息资本形式中达到顶点。在生息资本形式中，一切确定的有规律的货币收入都只是被看作资本的利息，而不管这一收入是否确实由该资本生出。马克思认为，“以钱生钱”的货币资本循环形式，“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做媒介而赚到钱”^[1]。资本一旦投入生产过程中，就相当于被束缚住了，它被固定在机器、厂房、劳动力商品等形式上，无法自由地回收和立即兑现收益；体现在货币形式上的资本则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可以自由支配，并且能更快地兑现收益。但是，要使资本为其所有者保持货币资本形式，就必须使货币资本变成虚拟资本——一种利润获取凭证或资本所有权证书，货币所有者才能通过出卖对利润的要求权随时将自己的资本作为货币资本收回；而要使货币资本不断转化为虚拟资本，虚拟资本又不断转化为货币资本成为可能，就必须能通过对虚拟资本的买卖实现差额利润，从而才能不断刺激买卖。换言之，投机是虚拟资本交易的天然属性。寄生性、投机性在资本增殖上的逻辑主导权在此已得以清楚地揭示。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为了抵御经济过程随时可能中断的风险，信用，即货币资本的借贷和商品交易的延期付款就成为必要的，而且经济规模越大，经济主体对信用关系就越依赖。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货币资本集中掌握在银行和包括以证券交易所为中心的资本市场、基金组织、信托公司等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手中，它们作为社会资本的代理人，收集、管理和分配资本，并从提供信用和管理、经营货币资本的职能中收取利息、佣金和取得其他资本收益。随着信用的发展，资本所有权与资本职能的分离日益普遍化了，借助于信用，人们用于产业投资和金融投机的资本越来越不是自己的钱，而是别人的钱。这样一方面导致了大规模金融投机事业的兴起——因为联合的社会资本是通过资本所有权证书被占有的。这种资本所有权证书本身就代表着货币资本的虚拟化，然后再通过二级市场上的多次赌博性交易（即证书所有权的多次转移），就使同一份现实财产出现了多重虚拟化。在信用扩张刺激下，按照同一路径，虚拟资本的虚拟资本，即金融衍生品也被大量制造了出来，以扩大投机分利，而这正是今天的金融市场发生的状况；另一方面在生产集中的基础上促进了产业组织形式的新变化，即股份制的出现，它预示着一种新型所有制结构的诞生。在股份制结构中，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管理权相互分离。资本所有者不参与企业生产过程，而只是凭借资本所有权证书（股票、债券等）来索取该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一个相应部分。企业的具体经营管理事务交由其代理人（企业管理者）执行，资本家（股东）对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则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来操作（这一点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尤其如此），这样就把资本所有者上层与金融机构联系在了一起。二者的权力都表现为从单纯的货币资本占有权中衍生出来的（以利息、股息、租金等形式）对利润的瓜分权和索取权，即“金融权力”，实现这种权力的资本就是金融资本。^[2]

尽管金融资本的利润归根结底来源于产业资本带来的剩余价值，但并不意味着金融资本的积累与产业资本的积累是一个完全重合的过程。金融资本的积累实际上以两种方式进行：与产业资本直接结合，通过商品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