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次贷危机在全球引发了一波深V字形的经济震荡。即使在两年后的今天，全球经济也依然未能完全回到危机前的增长轨道上。危机还加强了经济走势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困扰着各方。于是，学界开始从危机之初连篇累牍地解释和夸大这场危机，转向探讨各国乃至世界在后危机时代何去何从。迄今，所能形成的共识就是，缺乏监管且过度杠杆化金融市场，虽是危机的最直接源头，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却在于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无论是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化国家，还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做出相应的转变。

一 亚洲的自主增长与中印两国在亚洲的地位

（一）亚洲自主增长的必要性

美国消费增长持续走低，将影响全球总需求。尽管美国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4.5%，但2007年其消费支出大约为9.7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19%。相比之下，人口占世界1/5的中国，其消费总额仅1万亿美元。在1996～2006年的十年间，美国消费的年增长率达到4%，消费支出已占GDP的72%。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亚洲新兴国家对美出口不断扩大、贸易盈余不断上升的时期。居民消费的增长一般源于两个因素：收入增加和财富累积。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个人收入为经济增长提供的动力逐渐减弱，同时财富效应作为一股越来越重要的力量成功地推动着美国消费的增长。^[1]收入不增加，但又希望通过增加消费来实现经济增长，那就只能鼓励中产阶级增加负债消费了。美国家庭的负债占美国GDP的比例也从1979年的46%上升到2007年12月的98%，户均负债额创纪录地达到个人可支配收入的133%。英国也一样，家庭负债占GDP的比重30年间从20%上升到了80%。法国、德国都不例外。此次金融危机证明，高负债推动下的消费主导型发展模式蕴含巨大风险，危机之时被迫实行的“去杠杆化”过程使国民财富短时间内大幅缩水，恐慌由此出现，并最终使整个经济深陷“流动性陷阱”之中。所以这种模式更像是饮鸩止渴，难以持续。

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进行不同程度的经济“再平衡”。美国的消费和储蓄模式已开始发生变化，美国家庭开始重建以个人储蓄为基础的财富积累。2009年12月份，美国的国民储蓄率不断上升，目前国内居民储蓄净额占GDP的比重已由危机初期的-1.2%提高到6.5%，而且仍在继续上升。美国个人消费虽较危机之初有所恢复，但很难再回到危机前的增长水平。目前美国的失业率依然高达1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的报告将美国近期的经济复苏称为“没有就业的复苏”。^[2]预计其高失业率还将持续若干年。失业率上升对美国家庭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有可能引发与消费间的恶性循环。因此，鉴于危机过后财富萎缩，就业前景黯淡，美国消费在未来几年中很难回到危机前的增长水平。

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导向型战略面临挑战，区内市场将受重视。亚洲各新兴经济体，借着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的繁荣的消费市场，不断提高产能、扩大出口，最终实现了自身的高速增长。而现在，随着美国房市泡沫的破灭，美国经济陷入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萧条。亚洲国家也不幸被卷入其中。2007年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为10.6%，2008年就降至7.9%，2009年更进一步降至6.5%。其中，东盟的降速最明显，2009年它的增长率只有1.3%。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归根结底是由全球失衡造成的。作为解决失衡的一种途径，“亚洲脱钩”也因此受到了更大的关注。“亚洲脱钩”，简单地说，就是亚洲新兴经济体不再依赖西方市场，从而也不再受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

对于亚洲出口导向型国家而言，“脱钩”不外乎两个选择，即寻找西方发达国家以外的市场，或者扩大内需。而这两项选择无一不与中印两国有关。因为选择前者时，放眼世界，只有中印两国凭借其庞大的市场规模和领先的经济增速，有能力吸收更多的进口产品；而扩大内需，也主要是对区内大国而言，小国或地区通过扩大内需来实现赶超型经济增长会非常困难，甚至不现实（如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为此，我们可以说，“与西方脱钩”也就意味着亚洲自主增长的开始。然而，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地区之间完全拒绝相互影响是不可能的，准确地说，亚洲自主增长应该是一种既不过度依赖国际市场，也不完全受限于国内市场的相对稳定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