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我们生活在一个‘外包（outsourcing）’的时代”（Grossman and Helpman，2005，p.35）。这是两位杰出的国际经济学家对当前国际生产与分工模式发展趋势的经典概括。也许这一概括有点夸张，但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商业模式显示出这一特征。越来越多的企业和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同一最终产品的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由多个国家或者多个企业共同制造。甚至出现了一些“虚拟”制造商，他们只拥有产品的设计，而不从事任何实际的制造过程。现在对于许多产品而言，说它是中国制造，还是德国制造、抑或美国制造，还是某一个企业制造，已经不是很准确了。

为了描述这一新的模式，经济学家经常引用一个关于芭比娃娃的故事：美国提供芭比娃娃的模型，日本和台湾地区提供原材料，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或中国进行组装，美国还提供装饰，中国还提供棉布用于制作芭比娃娃的服装。当芭比娃娃离开香港前往美国时，价值2美元，其中35美分是中国的劳动力，65美分是材料成本，另外1美元是运输成本、管理费用以及香港的利润。芭比娃娃在美国卖10美元1个，其中1美元是美泰（Mattel）的利润，剩下的用于支付运输成本、市场营销以及批发与零售费用。芭比娃娃在全世界以每秒2个的速度销售。^[1]芭比娃娃每年能为美泰带来非常可观的收入，而中国内地仅获得了一点点劳动收入（最终价值的3.5%）。也许上面的例子显示跨国组织生产活动可能主要是为了利用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动力。^[2]但是另外一个关于汽车的故事，显示出上述判断可能并不完全正确：一辆美国汽车价值的30%来自韩国的组装活动，17.5%来自日本的零件和先进技术，7.5%来自德国的设计，4%来自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少量配件，2.5%来自英国的广告和营销服务，1.5%来自爱尔兰和巴巴多斯的数据处理，另外37%的价值在美国产生。^[3]汽车的跨国生产除了使用了他国的劳动力以外，还广泛使用了他国的资本、技术以及服务。

不管跨国组织生产活动的动力何在，这一现象本身，表示了20世纪初以来以福特汽车公司为代表的垂直一体化生产模式的瓦解。

当然，用外包一词来表示这种跨国生产模式，还不是很准确。外包表示的是一个企业将部分生产活动转移给另外一个与自己没有特殊关联关系（arm’s length）的企业来完成。因而，外包活动不一定跨国界。同时，由于跨国公司可以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或子公司从事零部件生产或组装活动，因而跨国界的生产活动也不一定是外包行为。为此，除了外包一词外，经济学家还使用了不同的术语来概括这一现象。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5）将其称之为“价值链分割（slicing the value chain）”，阿恩特（Arndt，1997）称之为“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利默（Leamer，1996）称之为“生产的非本地化（delocalization）”，赫梅尔斯等（Hummels，Ishii and Yi，2001）称之为“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琼斯和基尔兹科斯基（Jones and Kierzkowski，1990）等称之为“分散生产（fragmentation）”，菲斯特拉和汉森（Feenstra and Hanson，2001）称之为“全球生产共享（global production sharing）^[4]”，厄恩斯特和金（Ernst and Kim，2002）称之为“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安藤和木村（Ando and Kimura，2004）称之为“国际生产与配售网络（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s）”等。术语的多样化反映了经济学家对这一现象还缺乏统一的认识。为了方便论述，以及考虑跨国分工的网络特征和网络效应，本文倾向于使用生产网络的概念，并称为国际生产网络。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经济学家认识到产业内贸易大量存在、相同要素禀赋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大量存在，而这种贸易模式是传统贸易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因而激发了经济学家对贸易理论的重新探索，并最终产生了以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差别产品为基础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并没有宣告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理论的破产，而是能够在一个一体化的方法内进行融合（Helpman and Krugman，1985）。现在国际生产网络这一新的生产、分工与贸易模式又已经激发了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热潮。不仅许多在国际贸易理论领域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在进行探索，而且也吸引了很多刚刚加入研究队伍的新生力量。这是目前国际贸易研究领域最活跃的主题之一。

中国是国际生产网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