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言

在中国入世5周年之际，许多研究者就中国与WTO的互动关系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这些讨论取得了诸多的成果，同时也暴露出很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在中国的实践上，利用多边贸易体系的平台解决与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美国的贸易摩擦曾被认为是中国复关/入世的主要收益之一。入世后，伴随着出口的高速增长，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摩擦大幅增加。这一点同样反映在WTO框架内，2001～2005年，中国仅在WTO框架下被申诉一次，这项由美国提起、主要涉及集成电路增值税问题的申诉很快通过磋商方式得以解决。但在接下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就已经在7个WTO案件中成为被申诉方。相应的，国内积极利用WTO所提供的多边途径应对国际经济摩擦的呼声日益高涨。然而在具体的操作中，中国却一直保持着相当谨慎的态度，仅在WTO框架下提起一项申诉。

除了自身应用上的问题外，中国还面临着如何预测与预防贸易伙伴可能对华提起WTO争端的难题。2004年美国就集成电路增值税问题在WTO框架下向中国提出磋商要求后，^[1]中国商务部公开表示对这一举措不解。事实上，在美国贸易代表每年发布的国别贸易壁垒评估报告中，2003年关于中国的部分长达30页，内容涵盖关税和其他进口费用、非关税壁垒、贸易权及其他限制、政府采购、出口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和其他壁垒等诸多方面。为什么单单选择集成电路增值税这一事项提起申诉显然是个问题。另外，从国别比较的角度来看，同年该报告关于日本和欧盟的部分分别长达35页和29页，2004年美国却没有对这两个国家和地区采取任何多边行动。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以WTO争端相威胁已经成为国际经济领域讨价还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提高中国预测与预防国际经济争端的能力、强化国际经济谈判中的地位、为外贸发展和经济增长提供合意的外部环境，从经济学意义上深入理解多边贸易摩擦的相关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WTO争端解决机制概述

在早期的GATT里，具有政治外交风格的谈判是解决缔约方间贸易争端的主要途径，依赖贸易外交官提供的灵活解决方案，贸易伙伴间的分歧和争议经常以互利方式加以解决。但这种体系在提供组织弹性的同时，也深受权力不平衡问题的困扰，而且随着世界经济事务的日益复杂，一些原有的缺陷更加突出。于是经过长期的谈判，缔约方在乌拉圭回合中最终达成了《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DSU），从以下几方面对GATT的争端解决机制（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DSM）^[2]做了重大的改进：（1）在WTO的框架下建立了统一的争端解决机制；（2）争端解决程序各阶段的时间界定更清晰、明确；（3）开始专家小组程序的权利归于申诉方，并且规定只有成员方全体一致反对才能阻止申诉方建立专家小组的要求和否决专家小组以及上诉机构的裁决报告；（4）建立了上诉制度。

改革后建立起来的WTO争端解决机制被认为是“从论坛和调解委员会变成法院或仲裁庭的革命”，不仅提高了WTO作为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还使整个争端解决程序成为更加及时、自动和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过程（霍克曼和考斯泰基，1999）。除了获得广泛的赞誉外，^[3]有研究者甚至提出，争端解决机制作为WTO的中心支柱和WTO对世界经济稳定最独特的贡献，有可能成为国际经济关系在20世纪最重要的发展和分水岭（杰克逊，2002）。

在WTO组织运行中，争端解决机制也是最活跃的部分。^[4]与多哈谈判举步维艰的状况相比，WTO成员对争端解决机制的巨大热情格外引人注目。从1995年WTO成立至2007年5月21日，其成员正式提起的案件总数已达363件，^[5]平均每年33件，而GATT时期最多也不过年均10件。^[6]

因此，对于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理所当然地成为多边贸易体系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是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研究集中于GATT/WTO法学，许多研究提供了关于案件诉讼的描述、法律分析和专家小组裁决的解释。而在经济学领域，尽管贸易摩擦问题由来已久，研究者们围绕其成因、动态演进过程和福利效应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但是具体到多边贸易摩擦问题，相关研究较为有限。^[7]

近年来，这一情况有所改善。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近期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