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国际关系时，国际格局、国内舆论、宗教、经济发展水平和军事力量等因素对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对于石油出口型国家（以下均称石油国家^[1]），石油是构成石油国家经济实力的基础性要素。^[2]这些石油国家外交的独特性在于，它们会更多地借用石油资源作为该国对外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杠杆，以此获得与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3]因此，石油国家的外交必然与一般国家存在差异。本文研究的问题是，石油价格的波动对美伊关系有何影响。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石油价格对石油国家的外交产生影响。例如，在两伊战争爆发之前，由于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持续影响和1979年爆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石油价格高达35美元/桶。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两个石油依赖型国家——伊朗和伊拉克——采取强硬的政策，进而引发两伊战争。而当石油价格从1980年45美元/桶跌落到1988年16美元/桶时，伊朗和伊拉克缺乏继续战争的动力，于是寻求停火。^[4]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苏关系恶化。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油价崩溃，苏联的石油收入大大减少，阿富汗战争难以为继，苏联不得不寻求改善与美国的关系。^[5]然而，由于外交政策受到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研究者们很难分析国际石油价格波动所导致的石油国家收入变化对其外交政策的具体影响。而且，不同石油国家对外政策的偏好不同，它们应对同样的石油价格波动时的表现也不可能完全相同，这增加了我们分析石油价格对石油国家外交影响的研究难度。

一、现有的相关研究

石油国家对外能源政策操作存在两个层面，即能源安全概念中的供应和价格。^[6]第一是供应层面，它是石油国家对本国领土内石油资源的“量”的运用，包括对其境内油气资源开发权的分配，石油出口国和油气管道路径的选择，以及制定石油禁运等政策。第二是价格层面，它是石油国家对其石油资源的“质”的运用。石油国家通过在国际市场卖出本国石油，以及与相关公司或国家达成某种协议（长期供货协定、产量分成、税收等）来获得石油收入。这些收入可能被用于购买军事装备，进口国家所必需的生活和工业用品，开展海外投资，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进行套利活动，或者建立基金会对外国进行宗教、文化传播等。这些涉及对外政策的活动并不直接地与价格层面的操作相关，但都是以石油收入作为运作的资金基础。将本国的石油资源转化为石油收入，并将这些收入再转化为构成实力的经济、政治、军事等要素，石油国家才能在国际社会中更有力地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以维护国家利益。

石油资源“量”的运用是当前对外能源政策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因为存在可供研究的直接信息，比如一国油气产量和出口能力的变化、外国对某石油出口国的投资、石油管道流向以及特定国家在某石油出口国出口量中所占的比例等。这些信息提供了某石油国家在其对外政策制定中如何使用石油资源或者别国如何应对这种操作的直接证据，研究者可以根据这类信息判断并预测该石油国家对外政策的形势。当前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涉及石油国家对外能源政策的绝大部分研究都是针对其供应层面的。

对于价格层面，笔者感兴趣的问题是，石油国家石油收入变化与该国对外政策制定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如果存在某种联系，如何对这种联系进行测量？导致这种联系的传导机制是什么？由于石油收入的变化与石油国家对外政策之间的联系往往是间接的，难以得到即时、直接的观测，价格层面的研究难度较大，相关研究也比较少。

随着近几年油价的上涨，有学者开始关注石油价格和一些石油国家的民主程度间的关系。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通过石油价格和民主指数曲线的研究，发现油价和民主程度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并将其归纳为“石油政治学第一定律”。他认为，如果美国推进民主时不寻求可替代性能源或压低油价的话，那么这种民主战略将丧失意义，因为“尽管这些石油威权主义者（委内瑞拉，俄罗斯）并没有像共产主义那样对西方造成很大的威胁，但其长期的负面影响会腐蚀世界的稳定”^[7]。从这个意义上讲，石油收入的增加可能使该国民主化水平降低，增加与美国的冲突。

对于石油收入与伊朗的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杨诗源认为21世纪初的石油价格保障为伊朗推行“石油外交”创造了有利的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