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数量上得到迅猛扩张，其足迹几乎遍及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但人们有关它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1]在中国，自70年代末以来，FDI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同时地，中国个体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加速恶化。目前，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0.496（李培林等，2006），比1981年的0.29上升了六成多。FDI同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FDI-收入分配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曾引起社会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热烈争论。90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差距的迅速恶化，主流经济学开始介入这个领域，并使经济不平等研究成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并驾齐驱的重要学术潮流（World Bank，2005），其中一个主要分支就是对“FDI-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

“FDI-收入分配关系”，在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同经济发展关系的缩影。世界范围内个体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分为如下层次：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国家各地区内部个体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当前，多数文献集中于“FDI-国家之间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2]研究“FDI-国家内部收入差距关系”的文献则相对较少，几乎没有文献直接研究FDI同个体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关系。对“FDI-东道国内部收入差距”关系的经验研究，国外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学界则大概始于2002年，而且相关文献非常少。^[3]目前，相关研究的结论尚未达成一致，理论尚未统一，尚存在研究空白，多数文献在计量方法上存在重大缺陷。

在全球FDI流动格局中，发展中经济体尽管也有对外直接投资，但从数量上看主要还是FDI的接受者。因此，本综述的主题实际上是FDI流入对发展中东道国收入差距的影响。本综述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一节为FDI通过要素（包括劳动力和资本）报酬水平的影响而实现的收入分配，第二节为FDI通过对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影响而实现的收入分配，第三节为FDI的增长机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最后一节是主要的结论。

一 FDI的分配效应：要素报酬路径

作为一种生产要素，FDI的分配效应主要是一种功能性分配，即各种市场主体按照自己对FDI生产过程的参与程度，对FDI所创造的收入进行分配，从而形成各主体之间的初始收入分配格局。本文以外资企业的初始收入分配行为为主要综述内容。

事实上，FDI还通过社会转移支付来影响东道国居民的收入分配。这种转移支付大致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渠道。所谓直接渠道，是指外商企业通过对东道国居民的社会公益捐助等而直接实现的居民收入再分配。所谓间接渠道，是指外商企业通过向东道国政府缴纳税费再由后者支付给东道国居民而实现的收入再分配。外商企业的这些再分配效应，反映了它们在东道国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关于在华FDI对国内的公益捐助，鲜有学术文献对此专门研究。^[4]有关外资所缴税费的收入分配效应同样鲜有文献涉及。

本节的综述主题是FDI对工资和资本收益的分配效应。

（一）FDI对东道国雇员集团和资本家集团之间收入差距的影响

迄今为止，只有少数文献设计了“FDI-居民收入分配”的理论模型，如赵莹（2003）、巴苏和格雷格利（Basu and Guraiglia，2003）、陈（Chen，2003）、班达里（Bhandari，2005）等。这些文献将利益主体分为雇员和资本家两个集团，显然，这是分析FDI分配效应的首要步骤，因为FDI所创造的收入首先是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分配。这些理论模型一般都证明，FDI流入会缩小东道国雇员同资本家之间的收入差距。

发展中国家资本禀赋有限，资本回报必然相对较高，但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劳动工资率必然相对很低。FDI等外部资本的流入降低了东道国的国内利率，增加了工资率，从而降低了劳、资两个集团之间功能性收入的差距。芒德尔（Mundell，1957）早就分析道，资本流动和商品进口对工资的效应是相同的，即全球性资本市场的形成可能会缩小资本输入国国内雇员同资本家之间的收入差距。班达里（2005）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结论也显示，FDI会缩小雇员和资本家之间的收入差距。该模型研究了FDI对劳动力和资本所有者价格的影响，结论显示FDI流入会增加东道国雇员的工资，降低资本租赁收入，从而缩小东道国两个集团——雇员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