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出现是一个客观事实，并已引起世人高度的关注。美国全球语言研究所跟踪全球75万家主要纸媒体、电子媒体和互联网站，挑选21世纪头十年中世人谈论最多的十大新闻话题，结果发现“中国模式”或“中国崛起”的话语高居榜首，总共被播发了约三亿次。

中国模式或中国崛起为什么会成为新千年以来最大的新闻话题？因为中国模式不仅与中国人有关，而且与全人类有关；因为中国模式推动世界重心东移，有利于形成平衡而和谐的新世界；因为中国模式创造了崭新的社会主义文明，有利于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到新的阶段。

中国人曾经创造过非常辉煌的古代文明。然而，从19世纪初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西方诸国逐渐变强，而中国则已经陷于停滞并向下沉沦，西方人看待中国的心态也从过去的向往变成轻蔑。英国汉学家约翰·巴罗曾在1840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认为中国很强大，富裕辉煌，这是对常识的公开侮辱”，中华民族是“一个野蛮的异端民族，几乎比野人好不了多少”。这样的话，巴罗说过，其他许多西方人也说过。他们这样说，正是为了把中国人当做“野人”来践踏和屠杀。我们今天没有忘记巴罗之流的谰言，是为了永远警醒自己：国家的强盛从来不是天命注定的，任何不求进取的民族，都会陷入内忧外患、被人蔑视和欺辱的悲惨境地。

我们当然也没有忘记，即使在中国社会最混乱、中华民族最悲惨的时候，西方仍然有一些具有超凡智慧和远大眼光的人，不敢轻视中华民族，并且相信中国将来的位置是在世界的舞台中心。

法国人拿破仑关于中国觉醒时就将震动世界的名言是众所周知的。

美国人罗斯福也曾在几十年前正确地预测过中国的未来。美国外交政策专家约翰·伊肯伯里为了撰写《中国的崛起和西方的未来》一文，查阅了许多历史档案，从中发掘出一则宝贵的史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驻美大使欧文·迪克逊爵士曾参加罗斯福总统在白宫主持的一次会议，罗斯福在会上谈到中国未来的崛起和因循守旧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迪克逊爵士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罗斯福说，他与丘吉尔多次讨论过中国问题，他感觉丘吉尔在中国问题上落后了40年，还把中国人称为‘中国佬’或‘华人’。他觉得这样做很危险。罗斯福想要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他认为，四五十年后，中国将很可能成为一个伟大强国。”

英国人丘吉尔在中国问题上的短视不值一提。他的同胞阿诺德·汤因比的智慧和真诚则非常令人感动。作为思接古今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对人类创造的几十种文明体系作了详尽的比较和研究后，特别推崇中华文明。几十年前，当有人这样问他：“如果再生为人，您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做什么工作？”他稍加沉思就回答说：“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某种有价值的工作。”说完这些，汤因比意犹未尽，又补充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

当历史进入21世纪的时候，人们惊讶地发现，当初拿破仑、罗斯福、汤因比等人对中国的预测和猜想全部变成了现实。

2010年，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且就发展的潜力、态势和增速来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即使不是指日可待，也是指年可待的。

最近200年左右，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人们习惯了欧美主导的世界格局。然而，在20世纪和21世纪交替的时节，一个东方大国崛起了，一个曾经被人蔑视、被人践踏的落后国家，猛然之间成为创造人类历史的主角之一。这件事情简直不可思议，太令人震撼了。于是，“中国崛起”就成了前面提到过的“世界第一新闻话题”，“中国模式”就成了政治家和学者们热烈讨论的政治和学术课题。

此时，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出现了，这就是中国人对“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的说法都显得非常淡定。关于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的信息，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是大新闻，但在中国只是一个普通的消息，各类传媒上都只是一带而过。

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国人也是不怎么关心。人民网曾专门做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