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世界政党政治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政党从原来的意识形态传播者和社会利益输送工具，逐渐蜕变成“选举机器”，多党民主已成为极化政治和金钱政治的代名词，多党制与民主渐行渐远，制度性困境越来越明显。

一 选票绑架了政党，选举成为民主的唯一形式

政党与民主似孪生兄弟，没有西方政党间的竞争，也就没有西方多党民主和议会政治。西方民主大师认为，只有实行竞争性政党制度，通过民意选择和政党博弈，才能产生出比较理想的执政党及领导人。^[1]西方宪法规定，议会有至高无上的立法权和监督权，但议会民主的主体是各持异见的政党，在议会行使立法与监督权力的议员是各党推选出来的，议会选举也是由政党来实施完成的，离不开政党。西方民主设计师强调多党竞争，推崇选举民主，视选票为衡量政党竞争胜负的标尺。在今天，政党被选票绑架，选票成为政客“登基坐殿”的敲门砖。西方政党政治成了选举政治，议会民主成了选票民主，选举成为民主的唯一内容，按照选票多少排座次的“民主”规则发展到极致。为了多拉选票，候选人会使尽各种招数讨好选民，可谓“好话说尽”。一旦敲开了权力大门，所有对选民的许诺就变成一纸空文。拉票行为又孳生金钱政治，竞选成为各竞选人之间的烧钱比赛。如此种种弊端，使得选举远离民主，徒有形式，以民主为天职的政党反而成为选举政治的傀儡。

二 只论党派不问是非，议会政府效率低下

西方设计多党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多党竞争来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防止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的过度不平衡，以各党制衡来遏制少数人滥用权力。这一政治设计虽达到了对权力制衡的目的，但协调内部矛盾、提高政府效率的目标却很难实现。议会内多党纷争导致议员恶斗不止，议会立法效率低下，对政府的监督失效，这自然给政府权力膨胀带来机会，而国家权力中心向政权转移，导致朝野矛盾进一步加剧，议会立法和监督作用更不易发挥。议会“党争”越演越烈，只论党派，不问是非，相互攻击，互相扯皮，导致议会立法举步维艰，效率低下。在议会民主制条件下，议员主要从各党和各地选举产生，为追求各党自身利益和地方利益最大化，也基于选票的考虑往往立足于本党和地方利益，置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于脑后，将议会视为权力角逐和政治分肥的场所。执政党在台上，反对党就千方百计地拆台，朝野矛盾加剧，“党争”不断。政党纷争导致议会内议员恶斗不止，议会立法效率低下，对政府的监督失效，议会作用自然弱化。比如，中国台湾在结束国民党一党独大历史后，走向所谓“真正的民主时代”。目前，台湾地区的“国大代表”形同虚设，“监察委员”作用不彰，唯有113名“立法委员”独大。这些“立委”们以提高自己知名度为目的，以侮辱人为快事，在“言论豁免权”庇护下，尽情地在媒体前大放厥词，痛骂对手，甚至一言不合即拳脚相向。他们是否真的为民请命，只有天知道。在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议会内的党派斗争越演越烈，议会立法举步维艰，一些重大法案得不到议决，甚至出现议会会期停摆的难堪局面。印度2012年夏季议会原定20天，拟讨论48项议案，但因朝野斗争激烈，互不相让，议会仅开了六天就提前结束，期间只通过四项一般法案。这次会期被印度媒体批评为印度独立以来最差的议会会期。面对欧洲债务危机，欧洲一些国家的执政党和在野党都打危机牌，将危机视为打击政敌的机会，并不会真的坐在一起共商克服危机之策。尽管欧洲福利政策弊端明显，但各党都不敢对这一福利制度动刀，谁改谁就是自寻死路。大选时，不管哪个党都向选民许诺增加就业，提高工资和社会福利水平，但钱从何来，如何筹钱提高福利，则语焉不详。执政党和反对党囿于自身利益，不但不能解决危机，反而因恶斗而加重危机。所以民众对议会和政党极度失望，抗议活动不时发生。另外，由于大党恶斗，达不成妥协，政府经常难产，甚至出现长期无政府局面。例如，在荷兰1972年大选后，各党用了164天才达成组成联合政府的协议；比利时在2010年大选后，各党派多次未能成功协商组成政府，遭遇了540多天没有正式联邦政府的无政府危机。西方议会民主的衰落，表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出了问题：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实际上是各干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