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外交政策及其走向不取决于它每隔几年发表的各种白皮书和各类研究机构发表的研究报告，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和国际社会对其外交政策接受的程度。结构决定性质，外交同理。笔者试从这个角度研究美国的外交政策，并对其“战略东移”可能的走向及中国应对政策做出必要的分析。

一 美利坚民族国家形成及其异化

马克思说：“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国家需求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美国最早的社会结构主要是在反抗英国压迫中形成的。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等曾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在我们追溯1913～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时，重要的一点是应当认识到美国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2]从华盛顿开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利坚合众国从属于欧洲主导的全球体系，因此那时的美国外交政策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即反欧洲压迫的色彩，美国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与美利坚民族的利益需求大体一致，尚属民族资本范畴。华盛顿早期强调工业立国，就职当天，他特意穿着国产布料制成的服装。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这“使一切后继者，一切后来的立法者，获得一次深刻的教训，告诉他们怎样才能够促进这个国家的福利”。李斯特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性质作了中肯的评价：“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这一点就是美国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税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发的一个机会。”^[3]美国在林肯时期完成了国家统一，终止了美对英国的政治依附，走上了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美国跻身世界强国提供了机遇。在这“从奴隶到将军”的转变中，美国的军工生产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样，美国军工集团也从国家那里得到了极大的政策优惠。太平洋战争前夕，罗斯福曾对军火大亨们说，欧洲打仗，我卖军火：“越多越好！来，快来！使我们的工厂能进行批量生产，好！”“我将尽我所能，通过尽快地向世界上大约40或50个现在还保持独立的国家运送一切它们有能力支付的货物，以维护它们的独立。这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这里，“维护它们的独立”就是保持欧洲破碎状态的另一种表述；换言之，只要欧洲保持破碎，美国军火就有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进入冷战，美苏全球争霸再次刺激并强化了美国军事工业。两次大战中的大批量、长时间的军事订货在为美国崛起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它制造了一个尾大不掉且反客为主的庞大的“军工复合体”。这是美国政治的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艾森豪威尔总统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卸任时他“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4]

艾氏提到美国当时已出现的“大权旁落”即指军火财团支配政府决策的现象。集中于华尔街的军工财团清楚，在和平时期，需要的不是面包而是军火，而拉动军火工业只能是战争，最好是美国直接发动的战争。为了巩固其在美国已形成的反客为主的政治地位，这个“军工复合体”从部门利益出发就必须不断制造敌人，以此促使美国外交不断强势升级且不能停止的战争。只要有战争，美国的军工集团就有军火盈利，由此它在美联储乃至美国就有巩固的地位。巨大的利润——庞大的国内枪支销售利润只是它用于保底的基数——增加了军工财团的收入，华尔街财团再拿出其中部分通过美联储反补白宫并由此控制美国财政。由此可以解释为何美国枪击案频发而禁枪难以立法，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又提出遏制理论并继续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深层原因。

美国称霸世界之后，其政治结构便日益失去民族性和独立性。这时美国政治已不由政治家而是由军火商操纵了。美国政府许多重要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