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线性泛函分析领域专家孙经先教授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利用数学思维和方法写出了专著《还历史以真相——关于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报告》。我认为这本著作主要作出了下述三项贡献。

一 对“饿死三千万人”的谎言进行了有力的揭批

新中国的成立，使全国人民翻身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经过3年的团结奋斗（1949～1952），医好了多年社会动乱和战争造成的严重创伤，使国民经济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又经过五年的团结奋斗（1953～1957），提前完成了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超过了过去100多年来的建设成就。这些辉煌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广大人民的斗志，但另一方面，也使有些人头脑发热。在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了急于求成、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等违反客观规律的问题；再加上当时遇到了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苏联修正主义集团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等因素，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困难，特别是粮食供应的困难，有些地区出现了饥荒。毛主席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先后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予以纠正；接着又全面施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1959～1961），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使国民经济从1962年起重新走上了顺畅发展的轨道。毛主席、党中央认真地总结了这次曲折的深刻教训，铭记在心，防止以后再发生类似的问题。这些都已经做到了。

但是，近30年来，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和无知妄言的人，却造出“饿死三千万人”的谎言，并利用多种媒体大肆炒作。对于这种谎言，已经有许多人进行了驳斥，而孙教授在他的这本专著中，通过细致的查证和研究，对这一弥天大谎，进行了更加有力的揭发批判。以杨继绳所写的《墓碑》一书为例，书中所列举的许多数字是凭空捏造的。如说《常熟县志》载该县“饿死11000多人”，《溧水县志》载该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载“饿死37000多人”，等等。孙教授经过逐一核查，这些地方的志书根本没有这样的记载。《墓碑》中还有些数字是任意篡改而来的，如该书说甘肃省《临夏市志》载该市1959、1960两年死亡人数41381人，经查证，《临夏市志》记载的这两年死亡1230人，《墓碑》把这个数字夸大了32倍以上。《墓碑》还大搞偷换概念的把戏，即把死亡人数作为饿死人数。如中共中央办公厅、河南省委调查组报告中称：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人口总数为436882人，而《墓碑》中却说“饿死436882人”；更荒谬的是杨继绳后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进一步夸大为“饿死108万人”！如此等等，这里不必一一列举。古人说：“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杨继绳等人，就是要通过制造“饿死3000万”甚至更多的人的谎言，污蔑毛泽东，污蔑共产党，污蔑社会主义，以实现他们彻底颠覆社会主义的反动图谋。孙教授的《还历史以真相》一书中没有很多的政治议论，但它却以有根有据的事实揭穿了无耻捏造的谎言，起到了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积极作用。

二 对“1960年比1959年减少1000万人”的数字是否符合实际进行了深入的辨析

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历年人口数字中，显示1960年人口总数比1959年减少1000万。这一数字引起国内外很多人的关注。日本大型通讯社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沿用1991年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这样的话：“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尽管这一数字没有直接指明当时饿死了多少人，但它成为后来“饿死3000万人”的说法一个重要的引用资料。

那么，1960年总人口减少一千万的数字是怎样得来的呢？它是否客观地反映了实际情况呢？这是需要认真回答的问题。

我国国家统计局的年度人口数字，来自公安部门的户籍登记资料。关于1960年户籍登记的人口总数比1959年净减1000万的问题，孙教授把它同1961年人口总数比1960年人口总数减少348万联系在一起进行了研究。他指出，这两年户籍人口总数减少，有以下五方面的原因：第一，随着新中国工业的迅速发展，从1956～1960年初，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共有3010万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但许多人原来的农村户口并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