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1年到2013年，我们连续发表了数篇文章，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系统地提出了我们的观点，明确指出了“饿死三千万”是重大谣言。2013年9月9日，我们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了《“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用铁的事实揭露了《墓碑》一书大量使用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制造了“饿死3600万”的重大谣言。我们的上述数篇文章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和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得到了广大读者高度的评价。

2012年9月17日杨继绳先生在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以下简称《走向谬误》）；2013年12月杨先生又在《炎黄春秋》第12期上发表《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以下简称《谣言》）。在这两篇文章中，杨先生对我们的研究提出了质疑，并且为《墓碑》的“饿死3600万”进行了徒劳的、苍白无力的辩解。今天我们发表此文，对杨先生的两篇文章做出我们公开的答复，并且继续批驳“饿死三千万”的重大谣言。

一 《墓碑》篡改、伪造数据事实确凿

我们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的文章中，列举了十个典型的实例，揭露了《墓碑》是怎样篡改、伪造数据的。杨继绳先生在《谣言》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辩解。他说：“仅就这十个证据而言，孙先生也未必站得住脚。”好一个“未必站得住脚”，在这里杨先生已经明显地露出了胆怯和十分的不自信。《墓碑》大量使用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的事实铁证如山，是无法辩解的。我们对杨先生关于这十个典型实例的辩解逐一进行剖析。

1.《墓碑》说四川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死了350万人”，我们经过查证1953年和1964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后，指出《墓碑》的这一说法是非常荒谬的

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谣言》一文在对一些枝节问题进行了无理纠缠（这些枝节问题杨先生也都是错误的）后不得不承认，“这个例子中死亡比例这么高确实不同寻常。孙先生提出质疑是可以理解的”，“我也愿意更改书上的这个例子”。这样，尽管是很不情愿和十分的遮遮掩掩，但是杨先生毕竟已经承认了错误，并且答应“愿意更改”。

在那个历史时期，我国的一个专区级别的行政单位也就只有几百万人，对于杨先生这样的记者来说，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常识。一个只有几百万人的专区居然死掉了350万人，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连想都不用想，就会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在读到《墓碑》的这段话时马上就断定了这一定是错误的，查证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只不过是为了用实际数字说明我们的判断。在涉及高达350万人死亡（这一数字相当于正常情况下全国一年总死亡人数的一半）这样巨大的数字上，杨先生失去了正常的思维能力，甚至连核对一下人口普查数据这样简单的工作都不愿意去做，就把这一极为荒谬的数字写进了《墓碑》，成为“全国饿死3600万”“四川省饿死1000万”的重要依据，人们就很难相信他在其他数据上能够有认真负责的态度了。

这样荒谬的数字在《墓碑》中绝不是只有一处。例如，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时人口总数只有136万人的“通渭、会宁、定西、静宁县和西海固地区”三年困难时期居然“饿死近百万人”；1958年只有6万人多一点（60971人）的甘肃省临夏市1959年和1960年居然死亡4万多人（41381人）^[1]。难道杨先生把如此荒谬的数据写进《墓碑》一书的时候，就不去核对一下最基本的有关的资料吗？而这些资料都是很容易找到的。我们在对《墓碑》一书进行查证的过程中发现，只要有人在某种场合下说了一句“××地区饿死×××万人”，那就不需要任何证据，不需要查对任何资料，也不管这一说法是多么荒唐，就都会被杨先生写入《墓碑》一书，成为他“确认中国饿死3600万”的重要依据。

2.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凤阳县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死掉60245人

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该县“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饿死60245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继绳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在陈振亚讲话那个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并不包括正常死亡。”

杨先生的说法纯属诡辩。让我们看一下陈振亚报告的原文：“1959～1960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11196人，占农村总人口335698人的3.3%。发病人口达1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肿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