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受到极大鼓舞，他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1957年6月，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它（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第四代人身上。

毛泽东高度警惕美国当局发出的这一重大战略信号。1959年11月12日，在与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他说，杜勒斯在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毛泽东指出：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的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此后，毛泽东多次讲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变”，他反复强调，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社会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正是在国内外纷纭复杂的形势中，毛泽东逐渐把防止党和政权变质与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结合起来进行思考，逐渐推动着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最终形成。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敏锐地抓住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战略策略重点的改变这一重大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防止“和平演变”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这无疑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但也正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在国内实施的过程中，发生了“左”的偏向，直至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也深知，采用“文化大革命”这种“大民主”办法，极可能出现另外的一种结果。1966年8月1～1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常称为“十六条”），正式确认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指导方针，在组织上也作了重大调整。首先运用什么力量来形成席卷全国的风暴，猛烈地冲击一切在他看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呢？毛泽东这时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特别是那些高唱“革命造反精神”的红卫兵身上，并对此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1]从一定意义上讲，明知大潮一起，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甚至可能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失败，但毛泽东不惜身败名裂，也要决心一搏。就这样，在中国的大地上，“文化大革命”这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内乱，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967年2月8日，毛泽东在与外宾谈话中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经过长期并艰难的思考，毛泽东认为自己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发动亿万群众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认为，只有采用这种形式，才可能避免党和政权改变颜色这种十分危险前景的出现。

毛泽东始终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一战略任务挂在心上。他原曾设想仅通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形式，从青年一代中培养可靠的接班人。但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各地派性武斗不断并导致工农业生产下降。1967年5月，他在接见一个国外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