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时间:2014年03月 |
如今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念,即“小政府、大社会”。媒体上不时爆料暴力拆迁、警察随便进入家庭搜查、上访者被殴打或被截访送进精神病院,等等。据此一些人认为,目前的政府太强势,“坏事都是政府干的”“好事都是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做的”;信奉西方的“有限政府”理念;推崇自由主义,“国家应该放弃统一的教育制度,教育应该完全自由”。这种观念缺乏理性、辩证思考,没有认清所推崇的理论的真正面目。
一 关于“小政府、大社会”“公民社会”的误读
1.“大政府”
暴力拆迁、警察随便进入家庭搜查、上访的人被殴打或被截访送进精神病院等,其实质是腐化、违背法律,并不是政府的正常职能。反对“大政府”中的腐化行为,要求取消“大政府”的正常职能,是将正常职能和不正常的职能混为一谈。一个有效的政府,必须能够维护领土完整,维护社会治安,维护经济运转,维护社会民主(资产阶级国家维护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维护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的正常运转。
1997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教授斯蒂芬·赫尔姆斯在题为《俄国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弱政府如何威胁自由》中指出,冷战期间,西方自由主义的共识是,只有削弱苏联的国家机器,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才有保障。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苏联帝国崩溃了,政府的灌输停止了,新闻检查不见了,持不同政见者不再担心被送进监狱,没有人再会因违反党的路线而惹上麻烦。然而,在政府不管事或管不了事之后,我们在俄罗斯看到的却是道德沦丧,物欲横流,政府腐败,黑帮猖獗……生产能力萎缩,人均寿命锐减。对大多数俄罗斯人而言,不要说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失去了意义,连生命安全也没有基本保障。赫尔姆斯得出结论,没有公共权威,就没有公共权力。公民权利的前提是存在有效的公共权威。一个丧失治理能力的政府是对公民权利的最大威胁。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可以是最大、最可靠的人权组织。增进公民权利的最佳战略不是削弱政府,而是改造政府。
2.“大社会”
在一些人看来,“小政府、大社会”将会形成一种理想图景:“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极度发达,公民参政热情极高,成千上万的非政府组织相互联合,监督制衡政府,同时非政府组织之间也相互制衡,从而形成一种民主政治的理想模式。这个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一脉相承。新自由主义在过去30年主导了世界经济,从而导致今天全球性的贫富差距、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已经破产,但是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还没有破产,并且在今天我国的许多场合叫得很响亮。
非政府组织要维持正常的运作和繁荣,要成为“大社会”,必须有经济来源。其经济来源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在资本主导的社会结构,其经费一般依靠各种募捐、献金等。资本和资本的权力系统是其经费的主要来源。捐款的数额,捐赠者的背景、立场、意图直接影响非政府组织的规模及其价值取向。第二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导的社会结构,即政府与社会一体的社会结构。这些社团组织所依靠的不是私人捐款,而是政府对公民经济生活、工作的保障。
在资本主导的社会结构下,“小政府、大社会”“公民社会”的理论受资本约束,不能撼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虽然有些非政府组织如一些环保组织宣称所做的事情不受捐款者的影响,不接受污点企业的捐款,但这只是极小一部分。
在资本的架构下,资本家也能出钱组建非政府组织,要求其出具对自己有利的报告,出面协商一些难缠的事务,利用非政府组织进行对抗。这类事情在西方有很多,在今日我国也不少。比如,进行房地产排行榜的机构为房地产商服务;进行股市、金融分析的机构和学者为国内外金融大鳄服务;商务协会、行业协会为本行业服务。一些人以为国家完全放开对教育的控制则教育问题可以解决。实际上,当政府退出教育,教育必将为资本所接管。在资本的架构下,资本家也可以与官权结合,组建一些不同寻常的非政府组织,如黑社会。这些组织虽然非法(日本除外),但同样也是非政府组织的内容。在追逐利益、欲望至上的逻辑下,合法的非政府组织是否有力量对抗这些协会,是否有力量对抗资本?
更有代表性的事实是美国“大社会”的“杰出代表”。索罗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席卷了亚洲的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