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今中国形形色色的“宪政”思潮

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随着自由主义正式浮出水面，宪政理念也开始在中国大行其道。在持续多年的宪政争论中，大体上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潮的对立。

马克思主义学者反对在中国推行宪政，他们认为，宪政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在宪政体制里，旨在保障资产阶级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宪政实行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司法独立、多党竞争、军队国家化等政治制度……总而言之，社会主义中国要拒绝宪政。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的立场则相反，他们认定社会主义制度只能导致“极权”“专制”，而唯有实行“宪政”才有民主和自由，为了实行自由、民主的宪政，只能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法和社会主义制度。两种理论尖锐对立，但他们在这一点上却取得了难得的共识：宪政只属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无法兼容。

在上述两种主要的观点之外，有少数学者提出了“社会主义宪政”的主张，其中的大多数其实认同的还是自由主义思潮。他们认为，中共有“广泛社会基础和强大实力”，自由主义的激进主张不符合“中国基本国情”，因此要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最终达到“资本主义宪政”的目的；另有少数并非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宪政有资产阶级宪政与无产阶级宪政之分”。这种观点可称之为真诚的“社会主义宪政”。

二 精妙的宪政理论“陷阱”的设计者

上述文字勾勒了宪政争论的概貌：单单主张“宪政”的学者中，就呈现出右、中、左三种不同的倾向。所有这些宪政论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陷阱”：由于“资本主义宪政”一时难以被全党全民接受，于是各类“社会主义宪政”理论纷纷出现。这种复杂而精妙的理论“陷阱”，不仅仅出现在“宪政”问题上。例如，苏联解体后，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的大戏在俄罗斯隆重登台，但是在瓦解苏联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叶利钦等人，却是一开始以民主社会主义者的面目在苏共内部活动的。假如当年戈尔巴乔夫们直接以新自由主义者的面目出现，他们很难获得那样大的权力。

这样一系列的理论“陷阱”不是自发形成的。早在冷战初期，美国中央情报局就一直在思考：“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比那些脱党分子更有效地与共产党作斗争？”仅仅依靠那些极右翼的文人或“脱党分子”等共产主义叛徒，宣传赤裸裸的资本主义，恐怕会适得其反。美国政府及情报机构逐渐认识到，“依靠那些已对共产主义产生幻灭感但仍坚持社会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的想法是正确的”。因此，“社会主义宪政”“民主社会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渗透路径就被开发出来了。在冷战时代，美国物色到的是那些“非共产党员的左倾人物”，重用这种人物的战略，成为了“此后20年内中央情报局反共政治行动的理论基础”。美国著名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在1949年出版的《至关重要的中心》一书中就重点论述了这一战略思想，书中分析了“1917年革命以来左派的衰落及其最终在精神上的瘫痪”，进而指出，非共产党员的左倾人物“是团结那些争取自由天地的人们的一面旗帜”。亚瑟·施莱辛格后来于1996年回忆说：“这个论点激活了动员非党左派的工作。奇普·波伦、艾赛亚·伯林、尼古拉斯·纳勃科夫、埃夫里尔·哈里曼和乔治·坎南都表示拥护这一论点。我们都认为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抵御极权主义的最有效的堡垒。这一论点成为这个时期美国外交政策潜藏的或秘而不宣的主题。”^[1]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部署，如果说民主社会主义是对抗共产主义的最有效的堡垒的话，“社会主义宪政”不正是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最有效的武器吗？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就是以宪政为武器，取消了苏共的执政地位，并最终瓦解了苏联。从1989年开始，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已经逐步公开倾向三权分立、多党制等所谓宪政制度。1990年苏共中央召开了二月全会，在此次会议上叶利钦等人力主多党制，戈尔巴乔夫则予以呼应，提出苏共“放弃任何法律上的和政治上的优先权”，并同意修改宪法取消其中关于苏共的领导地位的规定。也正是在这次全会上，苏共明确接受了三权分立这个宪政的核心理念。1990年3月苏联召开特别人民代表大会，从宪法上取消了苏共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地位。苏联